警惕阴谋论促生新型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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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星州枪击案嫌疑人凯尔·里滕豪斯被控一级谋杀罪

文/吴绍忠

自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以来,以阴谋论为代表的反智行为在西方造成的破坏力呈现出增强的趋势。

阴谋论在解释新冠肺炎疫情时显得非常可笑,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存在成为恐怖组织进行思想宣传和群体动员手段的可能。

事实上,早在2019年8月美国发生“埃尔帕索枪击事件”后,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就已经敦促美国立法,以确保“宣传危险阴谋论和仇恨思想”的团体以本土恐怖主义论罪。

今年9月初,欧盟反恐协调员吉勒·德凯尔肖韦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后可能出现根植于阴谋论的新型恐怖主义。今年6月,英国反恐部门负责人萨拉·汗向《独立报》表示,“我们一直认为阴谋论是无害、疯狂和荒谬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的。如果它们在煽动仇恨、为恐怖主义正名或煽动暴力,那就不是无害的。我们需要做出更好、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回应。”

认清恐怖主义所谓的“正当逻辑”

面对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恐袭,有个令人非常困惑的现象:恐怖分子为什么会有这些灭绝人性的行为?是什么驱使他们对素不相识的人大开杀戒,有时还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这种极端的形式?

这个问题的答案深藏在恐怖组织的运作模式中。对于恐怖组织而言,其存在并发展的基础,是能够用一套理论框架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唯此才能源源不断地招募到新人,同时持续地动员自己的成员,也就是恐怖分子去实施恐怖袭击。

既然如此,那恐怖组织如何来论证恐怖活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变得至关重要。追溯恐怖主义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用来论证自己行为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论框架各有不同。这些论证框架都是借由一套思想体系或逻辑,来解释采用超常规的手段攻击某个或者某些目标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虽然这样的论证框架并不严谨,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和瑕疵,并已经被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证过其不合理之处,却并不影响恐怖分子对这套解释体系深信不疑。在被持续地进行思想灌输和洗脑之后,恐怖分子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思维体系。借助这套思维体系,普通人觉得违反人性和道德的行为,都被恐怖组织解释为合理和正当的。

阴谋论是实施恐怖活动的重要工具

阴谋论从其特点和功能的角度来说,可能成为恐怖组织一个重要的论证框架。阴谋论是一种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归因为由强大且恶意的群体或组织密谋实施的认知方式。

透过阴谋论的定义,可以看出阴谋论包括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主体。也就是“强大且恶意的群体或组织”。主体是阴谋的具体策划者、实施者和受益者。主体越强大和邪恶,阴谋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第二,载体。也就是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载体是被人们直接感受和认知到的现实现象,是阴谋得以实施的中介,也有可能是阴谋实施的表象。第三,客体。阴谋论的思想隐含了一个逻辑:这个阴谋存在受害者也就是客体。客体是阴谋所形成结果的承受者。但既然是“阴谋”,也就意味着其结果必然是负面的、有害的,因此阴谋论的客体必然就是受害者。

当我们明白了阴谋论的几个要素之后,也就明白了阴谋论成为恐怖组织思想宣传和控制的重要工具的缘由。在恐怖组织的逻辑体系中,总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受害者的地位,也就是阴谋论中的客体,而自己要攻击的目标,则成为了阴谋论中的主体。这样一来,对恐怖组织非常有利的阴谋论就得以出炉:某个或某些邪恶的主体秘密实施危害本宗教、本民族、本群体的行为。

当然这些行为往往是与真实的事件混杂在一起的,因此难以一一考证。既然本宗教、本民族、本群体成为了邪恶势力阴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那对这些邪恶势力发泄怒火就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成为“神圣”的行为。从事“正义的”“神圣的”事业,不会让实施攻击的恐怖分子在内心有负罪感。不仅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实施之前的责任感和实施之后的成就感与荣誉感。

恐怖分子易受阴谋论影响

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阴谋论。但相对而言,恐怖分子是最容易接受阴谋论的一群人。这与恐怖分子这个群体的特点有关。

首先,恐怖分子的文化水平总体偏低。尽管在近年来发生的恐怖袭击中,出现了部分具有高学历的“富二代”恐怖分子,但这并没有改变恐怖分子总体文化程度低的现状。受教育程度低决定了该群体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认知能力较差,对于存在明显逻辑和科学瑕疵的阴谋论难以进行有效辨识和判别。

其次,恐怖分子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在加入恐怖组织之后,恐怖分子往往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这种封闭的环境过滤了外界的很多信息。恐怖分子能接触到的,基本都是恐怖组织经过筛选并认为有助于强化其控制,或者直接就是恐怖组织自己生产的宣传性或者洗脑性的信息。在这种环境中,恐怖分子通过相互影响,思想会变得越来越一致、越来越极端,同时也对组织内的思想、学说和观点越来越坚信不疑。

再次,恐怖组织内更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向某一个极端偏斜,从而背离最佳决策。研究者发现,恐怖组织成员往往有多种极端人格特质,如自恋、偏执、绝对化等。这些人格特质加上恐怖组织内部的文化氛围,更加容易形成群体极化。

当然,阴谋论只是恐怖主义把自己的活动进行合理化解释的论证框架之一,从本质上来说,只是恐怖组织手中的一种工具。工具的增减和变化对于恐怖主义的本质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无论怎样给自己披上合理的外衣,恐怖主义的目的、手段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工具的丰富必然会使得恐怖主义的思想宣传和群体动员更具有弹性。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来源:2020年10月1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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