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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天使女孩”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张照片记录了2012年11月9日发生在广州的一个肃穆的瞬间——身着手术服的医护人员摘下口罩，向手术台上的“天使女孩”致敬。女孩叫吴华静，17岁，韶关学院医学院中专生，因车祸离世。为实现她生前的心愿，父母捐献了她的肝脏、双肾和眼角膜，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让2个人重见光明……
此后，中国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的案例越来越多，更有许多人登记成为自愿捐献者。2015年1月1日，中国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有人认为，中国器官捐献的“冬天到了”。可之后的2016年，中国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
数字背后的故事，鲜有人知。
由于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文化、伦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器官捐献曾走过一段漫长的“冰河期”。中国曾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多个国际组织也对中国器官移植存在误解和质疑。
2005年，在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有人说中国多年无法建立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系统，是因为受‘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但我始终认为，脏水不要泼到祖先身上，落后不能怪老百姓。”
回国后，黄洁夫多次宣示了建立公正、透明、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决心。
2006年，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广州宣言》诞生，“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黄洁夫的学生、如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听到了“改革的号角”。
2007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国内器官移植事业踏上了法治化、规范化的道路,探索器官移植“中国模式”的漫长征程也从未停步。为解决器官来源的瓶颈，原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于2010年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立。
经过了3年的艰辛努力，中国成功解决了移植事业的法律框架与管理机构、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定的科学标准与流程、对捐献者家庭人道主义救助的政策与办法等一系列难题。至此，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初步形成，即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
专家认为，心脏死亡捐献模式的成功应用，开启了中国身后器官捐献之门，更被誉为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创新与贡献”。何晓顺说,国际上，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然而在我国，脑死亡概念尚未被广为接受。“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为主体的中国三类捐献模式是政府启动捐献工作的战略决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没有成熟经验，这种捐献模式是否可行,过去谁都不知道。”业内认为，心脏死亡后大多数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获取，否则无法捐献。何晓顺团队系统解决了供体识别、器官维护等一系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核心技术问题。何晓顺透露，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捐献肝脏和肾脏的使用率分别达94.6%和92.7%，高于美国的74.3%和73.1%。
今年7月，何晓顺又带领广州器官移植医生另辟蹊径，在为一名肝硬化合并小肝癌的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时，创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中断血流”新办法。据何晓顺介绍，其团队从数年前开始致力于自主研发“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这种“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可在手术前模拟人体机制，为器官提供血液,从而修复器官功能。
何晓顺说，采用这项新技术，肝脏里的“血一直是热的”，血流片刻都没有中断，让捐献者转赠的“生命礼物”少受损伤，最大限度地保护器官功能，使器官以更“鲜活”的状态在受捐患者的体内立即“工作”，从而极大地避免了器官移植的常见并发症。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超过33万，捐献大器官3.8万多个，通过移植挽救了3万多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中国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由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当中国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来了,但我说中国器官移植的春天来了，数据证明我是对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席)黄洁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7年2月，71岁的黄洁夫参加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向与会代表分享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