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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接受記者採訪。新華社記者李賀攝。
（記者 吳晶 胡浩 王思北）沒有預告，沒有通知，北京時間５日晚間，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屠呦呦在家中通過電視得知自己摘取諾獎的消息。
６日上午，一直不願接受採訪的屠呦呦終於把記者請進家門，但一再強調“也沒什麼好講的”。
從５日晚間獲獎消息傳來，屠呦呦家中的電話就響個不停，祝賀的、採訪的，她的老伴兒李廷釗一邊幫著招呼記者落座，一邊忙不迭地接著持續響起的電話。
“作為一名科學工作者獲得諾貝爾獎是個很高的榮譽。青蒿素研究獲獎是當年研究團隊集體攻關的結果，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也標誌中醫研究科學得到國際科學界的高度關注和認可，這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中國科學家的驕傲。”這段獲獎感言，屠呦呦寫在一張紙上，一字一句地向記者念出來。她的聲音清脆，口音夾帶著濃濃的寧波味道。
秋日的陽光透過陽臺照進客廳，把米黃色的沙發照得很亮。年過八旬的屠呦呦身著紫紅色飄帶領襯衫，外披一件駝色勾花針織開衫，整潔俐落的卷髮全部梳向腦後。由於聽力原因，她向記者的方向前傾身體，專注地望著記者的眼睛。
“我確實沒什麼好講的，科研成果是團隊成績，我個人的情況在這兩本書裡都講得很清楚了。”與前晚記者在電話中溝通的情況一樣，沒說兩句，屠呦呦又開始回避談及自己。
茶几上，放著屠呦呦向記者推薦的兩本書，一本是化學工業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類藥物》，另一本是《２０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前者是她學術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冊已被翻得起了毛邊；後者剛剛從櫃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質封面蒙了薄薄的塵。
20世紀50年代，在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任研究實習員的屠呦呦（前右）與老師樓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藥。新華社發。
“當年，全世界都面臨著這樣一個重大課題，必須要有新的抗瘧新藥來解決老藥的抗藥性問題，國內外做了大量工作都沒有滿意成果。”回憶與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觸，屠呦呦的眼神清亮，語氣中不乏興奮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麼都停滯了，科研攻關的難度相當高，我是北醫藥學系（現為北大醫學部）的，又到中醫研究院學習，但是做來做去很難，後來通過系統查閱古代文獻，發現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辦法。”
上世紀６０年代，引發瘧疾的寄生蟲——瘧原蟲對當時常用的奎寧類藥物已經產生了抗藥性。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我國啟動“５２３”專案，動員全國６０多個單位的５００名科研人員，同心協力，尋找新的抗瘧疾的藥物。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關領域的學術權威統統靠邊站，時年３９歲的屠呦呦臨急受命，成為課題攻關的組長。
當時，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難題，從蒿族植物的品種選擇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廢，從浸泡液體的嘗試篩選到提取方法的反復摸索，屠呦呦和她年輕的同事們熬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體會過無數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品質非常不好……我嘗試用葉子，事實證明葉子裡才有，梗裡沒有……做完動物實驗後發現１００％有效，再在我們自己身上試驗藥的毒性……我們嘗試用乙醚替代酒精，發現去除毒性很有效……我們又做化學結構，通過改變藥物的結構克服原有的耐藥性……後來我自己的肝臟也壞了，我的同事們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艱苦歲月和付出的犧牲，屠呦呦沒有抱怨，反倒是充滿懷戀。
屠呦呦和李廷釗是中學同窗，１９６３年結婚，育有兩女。１９６９年屠呦呦加入“５２３”專案時，在冶金行業工作的李廷釗也同樣忙碌，為了不影響工作，他們咬牙把不到４歲的大女兒送到別人家寄住，把尚在繈褓中的小女兒送回寧波老家。
“大女兒當時接回來的時候都不願叫爸媽，小女兒更是前兩年才把戶口從寧波遷回北京。”李廷釗說。
情非得已。對於今天家中擺滿女兒和外孫女照片的屠呦呦而言，當年的她別無選擇，因為青蒿素就是黨和國家賦予她的使命。
記者翻拍的工作中的屠呦呦（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李賀攝。
此前，中美兩國的抗瘧研究已經經歷多次失敗。美國篩選了近３０萬個化合物而沒有結果；中國在１９６７年組織了全國７省市開展了包括中草藥在內的抗瘧疾藥研究，先後篩選化合物及中草藥達４萬多種，也沒有取得陽性結果。屠呦呦和同事們通過翻閱中醫藥典籍、尋訪民間醫生，搜集了包括青蒿在內的６００多種可能對瘧疾治療有效果的中藥藥方，對其中２００多種中草藥３８０多種提取物進行篩查，用老鼠做試驗，但沒有發現有效結果。
“後來，我想到可能是因為在加熱的過程中，破壞了青蒿裡面的有效成分，於是改為用乙醚提取。那時藥廠都停工，只能用土辦法，我們把青蒿買來先泡，然後把葉子包起來用乙醚泡，直到第１９１次實驗，我們才真正發現了有效成分，經過實驗，用乙醚制取的提取物，對鼠虐猴虐的抑制率達到了１００％。為了確保安全，我們試到自己身上，大家都願意試毒。”屠呦呦說。
“那時候，她腦子裡只有青蒿素，整天不著家，沒白天沒黑夜地在實驗室泡著，回家滿身都是酒精味，還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兒李廷釗說著，悄悄為屠呦呦遞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個年代很多人都這樣，她從沒想得到這些榮譽。”
今天，榮譽來了，屠呦呦格外懷念當年並肩奮鬥的戰友，也更加驕傲于當年“５２３”專案創下的紀錄：１９７２年３月，屠呦呦在南京召開的“５２３”專案工作會議上報告了實驗結果；１９７３年初，北京中藥研究所拿到青蒿結晶。隨後，青蒿結晶的抗瘧功效在其他地區得到證實。“５２３”項目辦公室將青蒿結晶物命名為青蒿素，作為新藥進行研發。幾年後，有機化學家完成了結構測定；１９８４年，科學家們終於實現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在美國紐約舉行的拉斯克獎頒獎儀式上展示獎盃和證書。新華社記者王成雲攝。
“沒有待過實驗室的人不會明白，成百上千次反復的嘗試有多麼枯燥、寂寞，沒有非凡的毅力，不可能戰勝那些失敗的恐懼和迷茫，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果。”清華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後卜鵬濱說。
２００２年，卜鵬濱在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中藥化學研究室攻讀碩士學位。據他回憶，那時候，儘管屠老師已經退休，身體也不太好，但在實驗室經常可以看到她，她特別願意和年輕人交流。
“屠老師總是拍著我的肩膀，勉勵我：小卜，科研的事業還是屬於你們年輕人的。你們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就要有一種執著堅持的精神。”
當年，同樣年輕的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們正是憑著執著和堅持，在冷僻而又急缺的抗瘧藥物研製領域開闢了一條新路。現在，掌聲和鮮花都在向著這批代號“５２３”的人群聚攏。
屠呦呦的書櫃中，大大小小的獎狀、獎盃、出席證、獲獎照片擺滿了格架。擺在正中的是２０１１年赴美接受有“醫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拉斯克獎時，老兩口與大女兒一家在白宮門前的合影。
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接受記者採訪。新華社記者李賀攝。
“獲不獲獎對我來說不那麼重要，但是獲獎也證明我們的中醫藥寶庫非常豐富，但並不是借來拿來就能用。像青蒿素這樣的研究成果來之不易，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屠呦呦說。
“相信屠老師的獲獎能夠極大推動我國乃至世界對傳統植物藥研究的熱情，同時會鼓勵更多的青年學者投身于創新藥物的研發，向包括愛滋病在內的頑疾挑戰。”卜鵬濱說。
因為身體原因，一個小時的採訪過後，屠呦呦面色有些疲倦，但只要提到青蒿素這個字眼，她全然不顧老伴兒的提醒，滔滔不絕，如數家珍。
“因為做了一輩子，希望青蒿素能夠物盡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勵機制，讓中醫藥產生更多有價值的成果，更好地發揮護佑人類健康的作用。”
青蒿素，用去了屠呦呦大半生時間，她卻依然癡迷於此，未曾停歇。她說，“榮譽多了，責任更大，我還有很多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