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不少国家出现了特定商品的短缺现象，因而希望企业回流。近日，日本政府承诺向供应链海外依存度高的企业提供支援，推进其生产基地回归国内，以使其供应链多元化，规避单一国家供应的风险。一时间，关于日本企业“去中国化”、全球产业链“逆全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然而，一些日本企业发声称并无打算因新冠疫情而转移在中国的生产基地。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企业并不会因政府政策改变而将生产基地回迁。关于日本“产业链改革”一事的讨论背后，更多的是全球产业链的更迭和企业基于自身利益和需求的考量，这或许才是产业链改革的真实景象。
5月15日，上海市日本学会与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举行“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现状与走势”视频会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上海事务所所长小栗道明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指出，中日两国间的产业链，因为两国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市场规模等各种因素，已经不太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变。
华东九成日企表示无回迁计划
“从目前形势来看，丰田没有计划改变在中国或亚洲的战略。”总部位于日本爱知县的丰田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汽车行业拥有大量供应商，供应链十分复杂，因此不可能立即做出改变。
在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潮流抬头的大背景下，有关日本企业是否会将产业链迁出中国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重点。5月13日，香港《南华早报》采访了五家日本公司，他们均表示打算继续留在中国，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而且若在此时将大部分业务迁移到其他地方，花费巨大，且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新泻管理大学教授伊万·切利切夫(Ivan Tselichtchev)表示，即使有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新的工厂或者一个新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耗费大量资金，尤其是考虑到如果公司选择离开中国，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的补偿成本。
“我们理解政府的处境，但我们没有改变生产的计划。”丰田公司表示。
日本家居用品和建筑材料供应商骊住集团（Lixil Corporation）发表了一份类似的声明，称没有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外的计划。
“我们拥有灵活的全球供应链，在全球拥有100多个制造基地。这种灵活和充分整合的结构使我们能够规避疫情带来的一些影响。”声明称。
第三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制造商表示，它们将继续在中国生产产品，因为产品是“为中国设计”，销售也是在中国，因而转移到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意义。
除上述公司之外，调查显示，多数日本企业表示，并不会改变其在华发展战略，因为他们不仅仅把中国当作出口加工基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他们生产商品的消费市场，特别是一些“地产地销”模式的日企工厂更不会转移其供应链。
“企业其实更在乎用好自己的钱去进行一个好的全球布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告诉澎湃新闻，目前企业的产业布局是基于他们对国际形势、各国市场、全球市场、人力资源、法律制度，营商环境、物流以及成本各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这些国际化的企业或者跨国公司能够依靠自身的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不需要什么人去干涉。”
以华东地区日企为例，小栗道明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根据他们对华东地区710家日企的最新调查，约九成的企业表示没有改变供应链或据点的计划。如有改变，多数也是在日本或中国国内进行改变。
疫情全球扩散，回迁在华日企背景已变
引发有关产业链回迁讨论的导火索是2020年让许多国家都措手不及的新冠疫情。
据日本卫生用品行业协会（Japan Hygiene Products Industry Association）称，2018年日本约80%的口罩来自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这次因为疫情，中国对日本口罩的出口受到了一些影响，日本意识到口罩等战略医疗物资不应过度依赖进口。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前期为防控疫情采取的停工措施确实在客观上影响了日本的本土制造业。
日本财务省的贸易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占进口总额的36.9%。自疫情在武汉暴发，本田汽车和日产汽车的大量零部件制造企业和整车组装线也因为“封城”而关闭。零部件因停工无法生产，导致日本整个产业链断裂。
经过上述教训之后，日本希望通过推进在国内建立生产基地，来降低供应链分散的风险，构建日本制造业的稳定运营并建立稳健的经济结构。
据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3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主持了一场“未来投资会议”，日本多名财界领袖出席。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安倍在会上指出，“对于那些附加值高、我们高度依赖单一国家的产品，我们打算将生产基地迁往日本。对于不属于这一类别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避免依赖单一国家，并在多个国家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家。”
一个月后，日本政府着手落实这个计划。4月9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涉及10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措施，计划将24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8亿元）用于“改革供应链”，其中的2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43亿元）用于帮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迁回本土，2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用于资助日本公司将生产转移到东盟等其他国家以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
澎湃新闻此前曾
刊文
指出，日本上述支援政策也是为兼顾疫情后复苏以及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举措。
外交学者网站文章也认为，上述举措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突然之间开始鼓励与中国“脱钩”，只是对那些因疫情而希望返回日本生产的企业提供支持罢了。
然而有声音指出，无论是为了刺激经济，还是寻求产业链的多元稳定，日本鼓励大规模地回迁企业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权力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投资行为，是留在中国还是回到日本，再或是去其他的国家，都是企业从自身的成本和收益角度来考虑。
小栗道明指出，首先日本政府出台该政策的背景是今年2、3月份，因为中国国内的停产影响了日本国内的生产或供应。但后来疫情扩散到全球，这个背景和环境也完全变化了。
事实上，最早受疫情影响的中国也是最快恢复经济活动的国家。共同社一则报道指出，丰田汽车近期销售大幅回落，但中国等地出现恢复迹象。4月，丰田在华销售量由跌转升，同比增长0.2%。
虽然现在免去了上述担忧，但“政府考虑对人民健康生活必要的生产线回流是合理的”，小栗道明告诉澎湃新闻，客观来看，可能不是所有企业都会响应政府号召，因为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市场，客户在哪里，发展机遇就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没有变，也许还加更重要。”
产业链转移的两面，未必是坏事
然而，关于“产业链改革”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同时也像一记警钟，预示着世界即将发生的改变。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材料价格攀升、环境保护政策加强，以及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影响到产品竞争力等问题，近些年来，日本产业链要迁出中国的论调一直存在。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9年12月针对约5700家日企的调查显示，考虑转移产业链的企业有10%，集中在电器、服装等下游劳动密集型企业。
据《日本时报》5月5日的一篇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一位官员表示，即使在疫情暴发之前，日本公司在东盟地区建立生产基地的需求就越来越大。
早在2012年，日本企业就出现了“中国+１”的投资战略——即在中国之外再加一个生产基地。在这种战略的驱使之下，日本企业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
东京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藤本隆宏（Takahiro Fujimoto）向《南华早报》表示，从长远来看，补贴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将鼓励日本制造商在日本、中国和东盟之间实现更好的生产平衡。而日本政府目前的补贴计划也将帮助日本与东盟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
但是，藤本也指出，如果产业链的多元化和本地化最终可能损害企业的成本优势，就不应加以推广。他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的生产系统既具有竞争力，又能适应灾难。”
在陈子雷看来，早在疫情之前，国际营商环境就有“逆全球化”趋势，保护主义的出现给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疫情只是成为了部分国家的借口，妄图强行搬回企业，解决因新冠疫情影响带来的社会矛盾。
小栗道明表示，从企业的实际角度来看，逆全球化是不太可能的。“产业链就是链子，通过这次疫情的冲击，也许这链子会一定程度的地域化。”
其实，一些媒体分析指出，不论是从日本还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产业链回迁”一事都未必一件坏事。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不论是鼓励制造业回流，还是花力气将制造业外迁，都是为了优化产业链，使其更完整独立，也更多元。把供应链集中到一个国家，就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很大。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限制增多，日本的化工原料产业逐渐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近年来，的确有些附加值偏低的制造业开始搬离中国，迁到有更廉价劳动力的东南亚等新兴国家。
低端产业的陆续转移其实也为高端产业的进入提供了空间。所以，不管有没有疫情，有没有鼓励企业搬迁的政策，这部分产业链都有可能被转走。
陈子雷表示，产业的升级换代本来就是一个竞争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可以让低端的制造业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生存空间，可以在国际间选择，而不是在一个国家选择。中国由于国土辽阔，产业从高端到低端，都有生存的空间，足够可以进行一个产业的布局。“而日本不是这样，它的战略纵深比较小，国土面积比较狭窄，人口比较少，市场比较小。”
《金融时报》5月13日的一篇报道也提到了日本的这一困境。文章在谈到日本包括“产业链改革”等措施时援引日本最大的公司之一高管的话指出——“日本长期以来的政策都是围绕着一个岛国的焦虑”。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