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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一天，南北苏丹内战正酣，正在南部地区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来自印度的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突然发现，南部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官失踪了。大约一个月后，这名指挥官的下属告诉常启德，指挥官身患疟疾，一直都无法治愈。
常启德听闻立刻打电话给上司，第二天就有一架飞机载着抗疟药品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及时送抵苏丹，救了指挥官的命。这名指挥官后来成为了南苏丹独立后的首位总统。而那架飞机带来的药品就是青蒿素——一种最早由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并提取的药物。
疟疾，这种与贫困紧密联系的寄生虫传染病，随着中国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上世纪40年代，我国每年约有3000万疟疾病例，但自2017年至今，已连续4年无本地原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
中国于2020年11月正式向世卫组织申请国家消除疟疾认证，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疟疾规划主任佩德罗·阿隆索（Pedro Alonso）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上透露，世卫组织专家在华消除疟疾认证现场评估工作日前已经结束。中国“无疟疾”的官宣指日可待。
正如青蒿素是中国献给世界的礼物，这个14亿人口大国战胜疟疾的经验也是分享给全球的智慧。目前全球疟疾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在非洲，每年有2.15亿疟疾病例、38.4万死亡病例。而随着国内疟疾的消除，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抗疟方面的合作也日益频繁。
世卫组织警告，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干扰，撒哈拉以南非洲死于疟疾的人数将远远超过死于新冠的人数。
“中非合作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世界上96%的疟疾疫情在非洲发生。”如今已经是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常启德在6月3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中非合作：创新与消除疟疾行动”分论坛上表示，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都能够即将消灭疟疾，非洲一定也能做到这一点。
因地制宜推广经验
“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和非洲同时遭受疟疾的肆虐。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1980年以前中国的疟疾发病率同现在疟疾在非洲的发病率没什么区别，甚至比他们还高。但是到了1980年以后，中国的疟疾发病率持续下降，到了2000年，2800多个流行县当中，有60%至70%的发病率都已经在万分之一以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在6月3日的论坛上说道。
中国战胜疟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摘掉了贫困这顶帽子。但从技术手段上来说，中国对抗疟疾等传染病最有效的经验就是“早发现早治疗”。
我国的治疟工作主要运用了“1-3-7”策略，即一天之内报告当地的病例，三天之内对病例进行确诊，确定是否为疟疾、是哪种疟疾、是本地原发还是外地输入，确诊之后要在七天内进行处理，每一个病例就要做一个疫点，对病例周围的环境进行蚊虫消杀、对高危人群发放蚊帐。
“美国没有疟疾，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中国有经验。另外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中国有非常好的实验室网络，而美国的各个州是独立的，中国有很好的监测系统，这就是中国的故事。”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韦晓宇6月3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等媒体群访时表示。
然而，由于非洲的传染病信息监测并不完善，要想推广中国的“1-3-7”策略，必须因地制宜地对策略进行改造。
周晓农介绍了中国在坦桑尼亚抗疟项目试点的经验。中国专家经过与当地专家的讨论，在当地运用了“1-7”策略，即加强监控，对疫点进行清除，七天内对高危人群进行治疗。“我们雇佣了当地的志愿者，相当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我们对这些人进行培训，每天在村子里追踪，一旦发现病例就进行诊断，每日汇总、每周分析，分析出高危地区和高危人群的就要服药。”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马希迪索·莫埃蒂（Matshidiso Moeti）在论坛致辞时指出，由于采纳了中国的监控响应体系，坦桑尼亚最近几年的疟疾发病率降低了80%，该体系目前也扩展到了塞内加尔和赞比亚。
周晓农表示，中国向非洲推广抗疟经验的总体策略是“分布式释放、以点带面”。首先，先试点，让非洲同行认可中国的经验；第二，逐渐推进，从一个国家推进到几个国家，让中国各个省的队伍走出去；第三，最终在非洲形成一个网络，以便在非洲疫情发生的时候帮助防控，也可为其他传染病做铺垫。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中国在过去4年当中没有一例疟疾病例，而且很快中国的“消灭疟疾”成果将可以得到世卫组织认证，这种成果来之不易，特别是中国人口众多，还要提供很多基础医疗服务。”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疟疾项目负责人菲利普·维尔克霍夫（Philip Welkhoff）在论坛上说道，“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果，就是因为有像青蒿素这种创新疗法，还有‘1-3-7’的新策略，以及对数据的有效管理。”
维尔克霍夫表示，近些年盖茨基金会等组织也与中国政府加大合作，不断学习和总结中国的抗疟经验，并把中国的经验根据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国情作出适当调整并进行推广。
补齐多边援助短板
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历史悠久，但传统上大都是向受援国派遣医疗队，或是为受援国建设医院等的直接援助模式。在坦桑尼亚的抗疟试点项目，则是中国首度派出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体的队伍，与受援国人员共同设计防控措施的公共卫生援外模式，也是中国公共卫生方案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这一试点项目全称为“中-英-坦疟疾控制项目”，由英国国际发展部出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负责组织实施和技术支持，坦桑尼亚当地的伊法卡拉卫生研究所和国家疟疾项目办共同组织实施，属于对非三方合作。
坦桑尼亚抗疟项目试点 中国疾控中心 图
事实上，中国传统双边援助的模式长期以来遭到西方的诟病，也因此走了一些弯路。周晓农提到，早期中国在非洲也做过相应探索，在30个国家建立了30个抗疟中心，为当地人员做培训，但后来未能持续，培训工作交给了当地的医疗队，当地的医疗队也没有开展。
“我们现在的另外一条路就是以技术援助为引领，带动整体援助。既学习了西方的援助模式，又结合了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就是以双边为主，但我们也倡导双边和多边共同支撑项目，现在是起步阶段。”周晓农对记者表示。
“中国需要多边合作，强强联合，我们虽然有优势，但还有薄弱的地方。”韦晓宇也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多边合作平台发挥我们的优势，同样也可以建立中国在世界卫生领域的经验。”
西方国家有着相当长的对非研究和援助历史，项目运作与合作机制也相对成熟。例如，“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则是美国最成功的全球卫生项目之一，已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24个国家运作，这一项目也通过与多个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及非洲当地政府合作推进。
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与国际发展》202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多边援助方式一贯受到主要发达经济体援助国的重视。英国近10年内多边援助占比一度接近全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50%。德国和日本也将多边援助占比长期保持在全年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20%至30%左右。
“中国一直以来在多边援助领域是有政策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始终没有对多边有一个整体的设计。”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也在论坛期间坦言，目前在中非抗疟项目当中不仅存在传统的政府多边合作，更有包括盖茨基金会、全球基金会等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新兴多边合作，但中国对于这些利益方已经或潜在发挥的作用依然缺乏了解。
“中-英-坦疟疾控制项目”现场社区动员及健康教育活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图
与此同时，在多边合作的过程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受援助一方的自主能力。近年来，非洲当地社区对一些全球卫生项目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因为在这些项目中，他们主要是卫生方案和医疗研究的受益人，而非决策者或合作伙伴。
今年1月，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非营利组织PATH宣布，该组织被美国总统疟疾倡议选中，负责领导一个耗资3000万美元的非洲疟疾项目，多所西方著名高校也被列为该计划的合作伙伴。然而，虽然这些机构都与非洲的研究机构合作，但没有一个项目由非洲方主导实施。
作为回应，六名来自非洲和西方的公卫专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资助者采取对目标人口更加公正和包容的政策。这封信指出，PATH领导项目的资助模式有可能削弱当地的卫生治理能力，为了加强当地的研究工作，关于重大资助计划的决定应由当地科研人员和卫生部门主导。
“各国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社区发挥领导力，其实也是世卫组织所倡导的做法，而且在我们的全球战略当中这些原则也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佩德罗·阿隆索告诉澎湃新闻，“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到现在也没有结束，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确保各个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足够的权力在研究方面占主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
“我们不能走‘一刀切’的路子，要进行疟疾方面的应对，需要更有效地调动起地方。”菲利普·维尔克霍夫也对澎湃新闻表示，当地政府的意愿也非常重要，让地方发挥主导来抗击疟疾才能最终战胜疟疾。
“中国制造”如何走出去
早在2006年，中国就已经开始帮助东非岛国科摩罗推进抗疟项目，并让科摩罗在2017年实现了疟疾发病率下降99%、疟疾病例零死亡的有效成果。然而，这一抗疟项目却也招致了西方的批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2014年的一篇报道认为，中国在当地开展大规模的青蒿素药品治疗，是有争议的，因为当时发放的药物尚未通过世卫组织的预认证（PQ）评估。
科摩罗社区的抗疟项目
2001年，为应对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世卫组织建立了药品预认证制度，该制度是为了满足欠发达地区的医疗需求，并结合卫生产品监管的特殊性而建立起的一套独立监管体系，也是药品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通行证”。
“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疟疾消除了，中国没有市场了，所以中国企业要出海，但他们出海没有PQ，他们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推介，很艰难。”韦晓宇对澎湃新闻表示，一方面，中国缺少临床实验专家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缺少与世卫组织PQ团队合作的经验，但只要通过了PQ认证，产品更容易打入国际市场，收益增长很快。
以中国发现的抗疟特效药青蒿素为例，作为公共产品的抗疟药品种类在全球仍较少。据美国调查机构Grand View Research 2019年的一份报告，到2025年，全球青蒿素联合效法（ATC）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6.9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4.65亿元），但到目前真正走出去的中国产品寥寥无几。
据第一财经2017年11月报道，1988年，法国赛诺菲与桂林制药厂建立合作，由后者为前者提供青蒿素产品。1994年，瑞士诺华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中方单位签署专利开发许可协议，获得复方蒿甲醚的国际研究开发权利。2001年，诺华生产的复方蒿甲醚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而昆明制药厂（现昆仑集团）等则成为诺华的青蒿素原料药供应商。近年来，西普拉、印度阿旃陀制药、Ipca实验室等五家仿制药企也纷纷通过了世卫组织的PQ认证，通过价格和总量优势占据青蒿素类口服抗疟药品市场重要地位。
每日经济新闻2019年的一篇报道则提及，广东新南方青蒿药业有限公司董事、被誉为“抗疟大使”的逯春明曾表示，抗疟药物的公共支出市场上，诺华约占50%、赛诺菲占20%、印度企业占20%、中国企业至多占10%。昆药集团副总裁徐朝能也曾对外表示，“全球抗疟药及其衍生产品的收入大约为15亿美元，但是中国制药厂商的市场份额不到1%，大多数中国本土企业是抗疟药物原材料青蒿的供应商。”
复星医药旗下桂林南药生产的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已获世卫组织PQ认证
“更稀缺的是杀虫剂。”周晓农也指出。在疟疾高发地区，使用杀虫剂处理的蚊帐是防控疟疾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中国的杀虫剂种类繁多，中国农药在全球的占有率达到60%到80%，但我们只有一个杀虫剂产品获得了世卫组织认证。”
中国抗疟产品“走出去”的障碍究竟在哪？对此，周晓农认为，一方面是企业未判定产品是否符合目标市场的标准，如果一个新产品根本不在世卫组织的技术方案中，申请PQ认证的第一步都无法进行。另一方面，即使产品进入了技术指南，对质量的要求也有一套标准，不单单是药物有效性的问题，还有材料的问题。例如杀虫剂须测试耐药性的问题，需要去实验室测试，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只建成一家通过世卫认证的实验室。
“全球基金新兴经济体事务司许铭司长曾经提过，全球80%的蚊帐采购源自中国，说明中国制造的优势还是非常强的，但是也有问题，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出口、代工，面对市场是以低价的产品进行同质竞争。”在全球杀虫蚊帐市场占据很高份额的天津永阔集团CEO李晨彪在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创新与消除疟疾行动”分论坛上表示。
站在企业角度，李晨彪认为，中国企业取得PQ认证的主要难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和技术壁垒，二是对PQ认证的重要性方面认识不充分。“认证之后产品市场不是很大，投入了很多，认证时间又很长，企业认为得不偿失。”
“转化成公共产品，对中国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希望在国家的重视下组织一个有专家、企业、基金会参与的联盟推动这项工作，使中国更多的产品变成公共产品，为全人类服务，特别是抗疟产品。”周晓农指出，“首先，要与企业共享信息，世卫组织经常变更指南，指南一变，整个PQ程序就会变；其次，要对企业进行培训，不是硬件上的培训，而是在认证程序、认证资料方面软件上的培训。
“另外，世卫组织专家组中的中国专家占比为零，但是（联合国）农业专家组里面50%都是中国人，世卫组织里面印度专家占了一半。”周晓农强调，“所以从技术指南到测试的环境，到最后的专家组，都是需要一起努力的。”
“我们希望把这项工作朝前推，使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把中国的技术、人才带到非洲。”周晓农说道，“我个人有一个想法——专家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技术和产品，这样在全球影响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