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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桂花 **
4月1日，印度北部哈里亚纳邦奶农Pehlu Khan正和另外六人驾车带着两头母牛和两头小牛从市场往家赶，当他们行至一条高速的交叉路口时，被一伙人拦住，用棍棒殴打在地、脚踢不止。两天后，Khan在医院重伤不治。
整个过程——包括这位奶农的哀求——都被行凶者用手机录制下来，通过社交媒体发到互联网上，散播到全印度。
Khan的家人说，他们对施暴者出示了运输奶牛所需的合法证件，但仍然遭到殴打，而警方则在9月以案发时不在现场附近为由，放弃了对Khan临死前向警方供出的六名“护牛”队成员的指控。
殴打他们的暴徒属于该地一个规模庞大的“护牛”组织，而这只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控制的几个邦中，部分激进团体以保护“奶牛母亲”（mother cow）的名义对穆斯林等少数族裔和“低种姓”民众大范围实施的恶行之一。
随着印度人民党主席莫迪2014年担任总理，印度国内对牛的推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而这背后是民粹主义风潮的崛起，其直接的影响包括恶化族群关系、影响牛肉和牛奶出口，但更长远的影响在于，这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莫迪改革的实质和成效。
莫迪树立的“改革家”形象是让他在三年前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法宝之一。他在改善经商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印度制造”、为打击腐败和黑市经济大兴废钞促进金融改革，并实施税制改革、引入商品和服务税等等。与此同时，一些以提升印度教地位为主要目的的民粹主义政策也出炉了。
以牛为例。在2014年竞选时，莫迪就曾多次公开谴责印度不断增加的牛肉出口，“宰杀奶牛的人、宰杀动物的人，正在破坏我们的牛奶之河（People who slaughter cows, who slaughter animals, are destroying our rivers of milk），”他说。
被印度教徒奉为“神牛”、“奶牛母亲”的一种本地奶牛，瘤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早在2004年，印度人民党掌权的邦就通过了一项全面禁止屠杀牛（包括在印度教中不享有“圣物”待遇的水牛）的升级版法律。2012年，该法被重修，延长了触犯者的刑期。在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杀死一头奶牛可判终身监禁。该法律还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嫌犯身上，也就是说除非他们能自证清白，否则就是有罪。
今年夏天，新德里又颁布了一项全国性的命令，将贩卖牛（包括非“圣物”的水牛）以供屠宰的行为视为犯罪，不过，最高法院暂时叫停了这一禁售令的实施。
然而，在这种政策趋势的驱使下，大量激进的印度教徒组成“护牛”团体，对那些他们认为没能友好对待奶牛、尤其是以牛肉为食的穆斯林少数族群实施惩罚。
路透社11月刊发的一则长篇调查报告，揭示了自2014年以来该国“护牛自卫队”（cow vigilant）是如何壮大、又是如何打压穆斯林并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的。
除了对任何疑似贩卖、屠杀奶牛或没有恰当保护奶牛的人施暴，他们还会直接将非印度教徒饲养的奶牛以保护之名抢走，送至通常由政府补贴的被称作“gaushalas”的奶牛保护中心。路透调查发现，自莫迪当选至今，这些地方的奶牛数量增加了约一半，而它们基本“都是从穆斯林手里抢来的”。
“只养不卖”让奶牛成了很多农户甚至地方政府的负担。一些想“减负”的农户于是趁着黑夜悄悄将年老或有病的奶牛放出户外，造成了牛在野外践踏庄稼的麻烦。在某些地方政府，比如Pehlu Khan生活的哈里亚纳邦，他们为“护牛中心”投入的资金最近一年增加了一倍。一些地方邦为筹集资金，还对房地产交易征收10%的额外印花税。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说明，莫迪上任后围绕“神圣的奶牛”而崛起的这股民粹主义潮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的经济情况或前景，不过路透社今年6月的一项调查发现，仅在北方邦坎普尔（Kanpur）一个市，就有超过“4万皮革行业从业者失业”。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称，牛奶行业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更大，长此以往，这个世界第一大奶牛出产国将“面临牛奶危机”，生产的牛奶甚至不能满足本国所需。
印度政府近日宣布了史上最大的银行业注资计划，旨在支持信贷增长以及创造就业。但令人尴尬的是，2016年，印度奶业以及牛肉和皮革出口行业产值约为110亿美元，而这些行业从业人数至少有550万之众。
对此，有观点认为，在莫迪任上，经济改革让位给了政治，也就是说，相比经济取得的成果，莫迪更在意的是如何夯实他的印度教民粹主义选民基础。
在今年北方邦的选举中，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无视经济纲领，将重心放在吸引印度教民粹主义选民上，提出了一些极具争议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圣城阿约提亚（Ayodhya）一座被废弃的清真寺遗址上建一座印度教庙宇。
在北方邦选举中大获全胜后，莫迪任命了一名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担任该邦首席部长。要知道，阿迪蒂亚纳特曾因涉嫌煽动宗教仇恨和煽动暴乱等罪名受到过调查。
莫迪政府及其支持者也许会辩称，在复杂的联邦体制和强有力的地方政治经常困扰经济改革的印度，获得政治上的优先地位对确保经济改革措施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但像Khan这样的受害者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情况意味着，这场以“护牛”为名义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化运动正在极大地破坏社会纽带、危害社会安定，加剧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与莫迪上台时承诺的提高就业、促出口、“印度制造”和促增长的目标背道而驰。
莫迪上台后，印度经济确实实现了快速发展。GDP增速从2013年的6.5%提升到2014年的7.5%，并在随后两年一度超越中国，2016年第三季度还创下了9.2%的高增长。11月17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上调印度主权债信用评级，系十三年来首次。在这之前，世界银行也把印度的经商难易程度排名上调了30位。
但质疑者认为，事实证明，莫迪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体现了莫迪作为经济改革家“业余”的一面。他们指出，高达99%的废钞回流到银行系统，宣示着“反洗钱、反腐败”运动的失败；税改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各邦之间的壁垒、简化了流程，但税制依然复杂难懂，一些小型企业和出口商也被排挤出局。
废钞和税改的负面效应似乎也已经体现在经济增长中。该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降至5.7%，远低于6.6%的预期，这是自2014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新低，也是莫迪任上增长最慢的一个季度。尽管第三季度GDP增速回到6.3%，但绝对算不上靓丽。
更重要的是，经济放缓可能更会激励统治者通过煽动民意来维持支持率。低于预期的不稳定增长和来自印度教选民的高支持率，预示着莫迪不太可能改变其民粹主义立场。
尽管今年以来莫迪曾多次公开谴责“护牛”暴行，但从Khan的案例可以看出，当局实际上是在放纵甚至支持这种掠夺穆斯林财产的行为。正如《经济学人》在今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与其说莫迪是个“改革家”、“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激进的政治狂热主义者（firebrand）、一个沙文主义者（chauvinist）。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