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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的印象中，瑞典是北欧发达国家与福利国家模式的代表，拥有良好的医疗保健系统。然而，此次新冠疫情却给瑞典脆弱的老年人群造成了惊人的伤害，并暴露出该国福利体系中的种种漏洞。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10月9日，瑞典的新冠确诊病例累计97532例，死亡病例5892例。虽然瑞典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在欧洲各国中并不高，但据数据网站Statista的统计，在人口较多的欧洲国家中，瑞典的平均每10万居民新冠死亡率排名第四，仅低于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美国《纽约时报》10月8日的报道则称，瑞典的死亡病例中近45%为居住在疗养院中的老年人口。《科学》杂志网站10月6日的一篇报道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养老院共住有1.4万多名老人，其中7%的人最终死于新冠，而绝大多数并没有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
《纽约时报》称，瑞典是全球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政府则为公民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失业现金援助等。但此次新冠疫情暴露了瑞典福利国家制度中的漏洞——数十年的预算削减和市场化改革，直接导致瑞典养老院中的“死亡浪潮”。报道指出，为节约开销，养老院大多依赖于没有接受过正规医学和老年护理培训的兼职工和临时工。一些缺乏合同保护、拿着最低工资的临时工即使在生病之后任会继续轮班，因为政府提供的病假工资不能弥补其工资的损失。这加剧了疫情在养老院内的传播。
据《纽约时报》记者了解，今年3月中旬，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养老院中，一些老人已经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工作人员向主管提出，护理人员须固定分配到特定的病房并避免进入其他病房，以防止病毒传播，但是管理层以人手不够为由驳回了提议。然而该机构由瑞典最大的营利性养老院运营商Attendo运营。2019年，该公司的收入超过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7亿元）。该公司表示所拥有的防护装备能够满足瑞典的规定，但仍不足以应对疫情，而当该公司意识到需要更多防护装备时，却面临全球物资短缺的问题。
另一方面，瑞典在过去20年中大幅减少了医院的容纳能力。在疫情最初暴发的严重时期，由于医院担心不堪重负，养老院的老人们被拒绝接纳治疗。斯德哥尔摩发布的疫情指南甚至鼓励医生对患者进行姑息护理 ，即放弃拯救患者的生命，而是使患者尽可能舒适地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面对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瑞典的应对方式也与许多国家大相径庭。据《科学》杂志报道，瑞典政府从未采取任何“封锁”（lockdown）措施，也没有下令禁止日托中心和小学开放。当全球各地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公共场合禁令与提倡保持社交距离时，瑞典人还在咖啡馆里聊天，在健身房里锻炼。据多家媒体报道，瑞典当局甚至积极劝阻人们不要佩戴口罩，称这会引起恐慌，人们可能错误佩戴，而且会给人以错误的安全感。一些坚持在工作中佩戴口罩的医务人员遭到斥责甚至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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