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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国足协公布了2020赛季职业联赛的政策调整细则。
这来得并不容易：事实上，中国足协去年11月份就在上海召开了投资人会议，商讨政策调整事宜。行业协会与投资人之间此后进行了多轮博弈，原计划12月初公布的新政直到12月31日才压轴官宣——几乎可以说是酝酿到了最后一刻。
新政中有不少备受关注的内容，包括入籍球员转会注册、工资帽、外援名额等。从总体上看，规则较以往严格了不少，不难看出，足协是顶住了各方压力，试图下决心挤掉联赛的种种泡沫。
外援年薪不超300万欧元，扯下中超联赛的“虚假繁荣”
新政诞生的过程，并不仅是去年11月到12月底的这段时间，或许开启于8月22日中国足协的第11届会员大会，陈戌源在那天当选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或许要再早一点，比如5月24日，陈戌源出任中国足协换届筹备组组长；或许当陈戌源接到让他离开上海上港集团，前往中国足协工作的通知时，变化的种子就已经埋下。
追溯新政酝酿的源头并非无意义的举动，因为陈戌源上任本身就是中国足球开启变化的信号。
中国足球的“不变”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久到说起“关键时刻掉链子”，人们就想起各路国字号。“想起了沙漠就想起了水，想起了爱情就想起了你”是极为诗意的条件反射，然而对球迷而言，谈到中国足球的条件反射式反应却并不怎么美好。
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并不正面的感觉被一张遮羞布拉过来掩盖了——天价外援、高薪内援营造出一派红火的联赛。如果只计算花出去的真金白银，中超联赛是不折不扣的世界第六联赛。只是红火的仅是金字塔的塔尖，本应庞大牢固的塔基只是被脆弱的木条撑住，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新政比以往更细致严格的限薪政策正在试图挤出更多金元泡沫，如国内球员2019年11月20日后与俱乐部签署的所有薪酬合同每年税前总额不得超过10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签字费、肖像权、房产、车辆、股票、债券等；2020年1月1日之后签订的外援薪酬不得超过税后300万欧元。
▲图/新京报网
此外，虽然入选国家队的国内球员可在1000万元的基础上上浮20%，但评定标准同样严格：国家队球员以当年世界杯、亚洲杯及世界杯预选赛、亚洲杯预选赛的每场最终报名名单为准。
这样的限薪令可以看出中国足球求变的诚意，此前中超陷入“军备竞赛”带来了天价内外援，但高薪并没有提升国字号球队的竞争力，这也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此前U23政策导致国内适龄年轻球员的薪水畸高同样存在。
当然，说到底“限薪”是一种非市场的手段，对于标准高低也看法不同、褒贬不一。尤其是300万欧元的天花板，基本上切断了俱乐部引进球星的指望。但对目前处于困境中的中国足球来说，这或许也是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矫正”。也许新政实施后会因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做出相应调整。在动态博弈中，去寻找最适合中国足球联赛的薪酬标准同样是足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需要不时微打一下方向盘。
限制归化球员数量，国足发展不能指望“捷径”
中国足协在新政中提到的国脚认定标准同样关键：以往被招入国家队集训，在友谊赛中亮亮相就能镀金成“国脚”的大有人在，那是足球圈里的人情、履历，是用来和俱乐部谈待遇的砝码，能卡住这道关口，才能再谈国家荣誉。
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政策一直是焦点，华裔球员入籍在注册与出场方面将不会受到限制；非华裔入籍球员（如艾克森）明年可以国内球员身份注册报名，但每队仅有一个名额可以按此执行，超过1人就将占用外援报名名额。
这是保证联赛公平的一个手段——出现以11名非华裔入籍球员出场而号称“全华班”的可能性不是没被球迷们讨论过。入籍球员推行之初，因相关政策未及时跟进而产生过一段时间的混乱，新政正在将此纳入正轨。说到底，归化球员只是提高中国足球竞争力的一个辅助手段，中国足球、国足不能寄希望于归化11个球员来挽回摇摇欲坠的信心。归化，也不应该因为没有规则成为乱象。
新政表明了中国足协的态度，实际效果取决于能否真正落地执行，落地执行的前提则在于行业管理者是否能进行有效监管。毕竟中国足协以往并非没有出台过限薪令，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就是足球圈里不可言说的默契。只有监管到位才能执行到位，这些才是中国足协在新政之外需要下的功夫。
认清现实才能从新出发，新的十年，国人对足球依然有热情、有期待，中国足球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精神，需要从管理层到俱乐部再到球员本身的“从长计议”，需要用新功夫来雕琢。“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作为一名球迷，我还是会在赛场外为中国足球呐喊，也希望无论是青年球员，还是如今场上的中流砥柱，都能够淬炼内功，不负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