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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国人的潜意识里，拉美一直是“穷乡僻壤”的所在。国内传媒偶尔提及也不过是“引以为鉴”。在中国的外交地图上，它似乎也从不曾（至少在实践上）为决策者瞩目。中国“忽视”拉美既有地理因素，也有美国“门罗主义”的阴影。不过更多的还是由于中国的影响力仅辐射一隅，外交布局多以周边和大国为轴。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国家战略日益全球化，中国开始出现在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地方——从东南亚到中东，从非洲到南太平洋，以至更加遥远的拉丁美洲。
远去的火红的革命年代
虽然相距遥远，但为外交突围和解放全世界的宏伟大计，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忽视拉丁美洲。基于意识形态的相近，1960年，中国率先同社会主义的古巴建交，打破了在拉美的外交困局。这个十年，中国对拉美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中国的革命思想和红宝书，“遥控”指导拉美各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其中有些“革命家”还不远万里，亲赴中国学习。1960年代的拉美是个激情燃烧的大陆，革命的冲动搅动着拉美社会。马列毛挂像在拉美都曾风靡一时，其影响力之深远以至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如今都是毛主席的粉丝。
与国家利益比较起来，所谓的革命和意识形态似乎都只是招牌了。1974年，毛泽东基于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明确提出拉美和中国一样同属第三世界，是争取、支持和团结的对象。这一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摒弃了原来的按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而拉美其实就是这一原则的试验田：1971年中国同秘鲁贝拉斯科军政府建交；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权被反共产主义的皮诺切特将军推翻后，中国是唯一同智利保持外交关系的共产党国家；1974年中国同巴西军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很明显，1970年代，革命远去，意识形态退潮，甚至连共产主义都不成为主导因素。这个时期，中国在拉美的存在闪现着务实主义的精神。而在1980年代，邓小平更是将中拉关系新思维推向新的高度：“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因为21世纪同时也将是一个“拉美时代”。
中拉关系的现状
2004年7月，美国PBS电视台播出了根据英国学者孟席斯同名作品改编的纪录片《1421： 中国发现美洲？》。虽然历史业已证明所谓“中国发现美洲”不过是一场“戏说”，但四个月之后胡锦涛主席的拉美之行赫然被视作中国“发现”新大陆的“正史”。不过，这次“发现”之旅，中国输出的不再是革命和红宝书，而是资本和商品。中国和拉美四国不仅签订了39项商业协议，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中拉能源和经贸关系大跃进的大门。2004年更是被国际媒体称作中拉关系元年。四年之后，中国发布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是中国继对欧洲和非洲政策文件之后发布的第三份外交政策白皮书。它表明了中国已经从战略高度关注亟欲提升中拉关系的层次，同时明确了中国对拉美的政策目标、发展原则、合作意向和重点内容，以增进中国与拉美合作的透明性和可预期性。
诚然如此，某种程度上说，中拉关系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中国提升对拉美的关系是在相继“发现”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之后开启的，可谓是一份“迟来的爱”。但拉美最终被中国所青睐并非没有缘由。
首先，中国走进拉美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从根本上来说，中拉关系迅速提升是中国崛起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地位特别为发展中国家所倚重。而中国也开始勾勒自己的全球战略，积极参与全球各地的事务。在拉美，中国积极参与地区多边组织，与其建立政治对话和经贸交流通道。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2008年10月，中国加入了美洲开发银行，成为继日韩之后第三个亚洲成员国，从而为中国企业进军拉美提供了坚实的准入平台。
当然，中拉关系的提升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演进过程，中国发现拉美的同时，拉美也发现了中国。华盛顿共识失败之后，拉美急欲摆脱对美依附，努力寻求经济和外交关系多元化。拉美的“向外看”和中国的“走出去”促成了中拉“相看两不厌”并“一见钟情”。此外，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和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都给拉美以极高的期望：巨大的出口市场和资本来源，以及希望借中国崛起平衡美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还被拉美国家视作“救命稻草”，中国也在危机中彰显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09年，加勒比岛国牙买加货币急剧下跌，急赴传统盟友英美求助不成，幸遇中国。中国决定向牙买加提供1.38亿美元的贷款。牙买加真切地体会到“发达国家不像中国那样深刻了解牙买加的发展愿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预期，达到4%以上，并坦承“中国联系”功不可没，因为中国的外部需求增加了拉美的出口。
其次，中国的原材料需求是中拉关系急速发展的原动力。 拉美拥有中国发展经济所急需的矿产、能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自然不容中国小觑。拉美的原材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也使得拉美的经济增长变得可以预期。从1993年到2003年中拉贸易额增加了600%。2004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拉美时提出的2010年中拉贸易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早在2007年就已超额完成任务，是年中拉贸易额达到1026亿美元，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10倍，30年前的70倍。2009年，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拉贸易增速有所下降，但仍然维持相对快速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并有望在2015年超欧（盟）赶美（国）。此外，中国还同三个拉美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占中国已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一半。当前，虽然全球经济乏力，但中国对拉美的投资热情有增无减：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120亿美元开发基金，向厄瓜多尔投资10亿美元建设水电站，同巴西签署了100亿美元的长期购油合同，与阿根廷签署了1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最后，推进“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拉关系的潜在政治目标。在大陆的整个外交格局中，拉美是建交最不完整的地区。在当前台湾的23个“邦交国”中就有12个集中在拉美。因此，经济之外，未建交国问题是大陆对拉美的最重要的关切。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通过经济力量大肆推进“金元外交”，不断强化与“邦交国”的关系，并针对中美洲和加勒比的“摇摆国家”同大陆展开了拉锯战。马英九上台之后倡导“外交休兵”，大陆也释放了善意的信号——最近几个显著的表现是巴拉圭总统卢戈当选后意欲与大陆建交遭冷处理，萨尔瓦多总统富内斯、巴拿马总统马蒂内利竞选期间均表示与大陆建交但当选后都改变口径，其中决然无法否认两岸“外交休兵”的默契。虽然一段时期内，“外交休兵”会缓和两岸在拉美争夺外交空间，但无疑两岸都不可能轻易放松对“摇摆国”的关切，毕竟谁都无法预测“后马英九时代”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只有足够“软”才能足够“硬”
虽然中拉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教育和文化交流严重滞后，导致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媒体散布的拉美版“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颇有市场。欣慰的是，中国并没有放弃在拉美的“魅力攻势”。一方面，中国加大了对主要说西班牙语的拉美受众的资讯传播，开通了一系列的西班牙语媒体，以传播中国的文化，帮助拉美人深入了解中国。比如2007年从CCTV西法语频道独立出来的西班牙语频道，纸媒体《今日中国》、《北京周报》和《人民画报》的西班牙语版，以及中国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国际在线等网络媒体的西班牙语网页。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与拉美教育机构合力建设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向拉美人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目前，中国已经在拉美地区建立了23个孔子学院，虽然这一数字不足全球孔子学院的十分之一，但却遍布拉美的各个地理区域：位于北美的墨西哥5个，中美洲1个，加勒比3个，南美洲14个。在这些系统性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之外，中国还与拉美国家合搞了一系列的文化推广活动。2004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巴西和阿根廷举办了“感知中国”——巴西、阿根廷文化周。这是面向拉美地区的一次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大大地推动了拉美人对中国的认知。
文化交流之外的另一个增强彼此认知的渠道是教育和旅游。中国与古巴、墨西哥、秘鲁、巴西等国签订了一系列的教育交流协议，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外派学生和学者赴拉美学习和研修，同时向拉美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到中国高校学习汉语和专业知识。虽然相隔遥远，但近年来中拉旅游业的合作步伐大大加快。除古巴较早一些被中国指定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之外，2005年以来，中国又相继赋予拉美17个国家此种地位。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对外援助不仅有利于传递友好关系，而且有助于提高国家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勇敢担当的表现。中国对拉美政策白皮书明确宣示：“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继续向拉美有关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并将根据拉美国家的需求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逐步增加援助。”
中国对拉美的援助通常采取双边形式进行。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援助主要包括灾害援助、医疗救助和医院援建、债务减免和贷款优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开资料显示，2002～2007年间，中国对拉美的经援总额为267亿美元。其中超过2/3投资自然资源部门，28%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1%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和技术援助。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拉美的人道主义援助投入不仅比例较少，而且数额也不高。比如，同期中国对非洲和东南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分别为8.02亿美元和1.59亿美元，而拉美只有3200万美元。同样在技术援助方面，中国对拉美的投入更少，对非洲、东南亚和拉美的投入比例为10:3:1。不过，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力度较大，主要集中于体育场馆、医院、办公大楼、道路设施等方面的援建。2007年加勒比筹办板球世界杯的多个国家体育场馆都是中国援建的。2009年，中国还向哥斯达黎加援建了一座新的国家体育场。该馆建成后将成为中美洲地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体育场。
通过对外援助和文教交流等软实力建设，中国在拉美的存在颇受认同。2007年著名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进行的调查表明，大部分拉美国家，甚至包括隶属美国自治邦的波多黎各对中国的好感都超过美国，其中智利、委内瑞拉、秘鲁和巴西等国对中国的好感均超过50%。同年，皮尤民意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提供了同样的印证: 除墨西哥（认为中国是一种贸易威胁）外，多数拉美国家对中国抱有好感，认为中国的崛起利大于弊。中国在拉美获得的积极影响，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拉美各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断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对话和沟通，扩大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的政策方针。其次，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强迫受援国进行政策调整或改变，且援助项目多集中在基础设施或建筑物方面，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更容易被感知到。
**当前中拉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
中拉关系的迅速发展也衍生出一些问题，面对问题予以躲避无异于掩耳盗铃。正视、反思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推动中拉关系可持续发展、增强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关键。
首先，中国在拉美遭遇反倾销围堵战。 过往谈及中拉经贸关系，中国学者最喜欢用“互补”和“双赢”加以定性。但事实上，经贸合作的好处并没有平等地惠及所有拉美国家，中国一直面临着两个拉美：一个是出口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矿产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另一个是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产品没有互补性，而是竞争关系，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中拉经贸合作的输家。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2008~2009年，拉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有60%是针对中国的。可以说，未来一个时期，中拉贸易赤字将成为影响拉美人对中国态度的一个主要因素。
其次，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管理模式“国内化”遭遇水土不服，影响企业运营乃至国家形象。 中国企业远赴海外投资似乎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认为只要搞定政府就可以搞定一切，而不善于也不乐于同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在拉美，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战斗力”都非常强，它们广泛参与劳动保护、拆迁和环保等活动，一旦处理不慎，都极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影响企业的运营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首钢在秘鲁遭遇“滑铁卢”，深陷当地十年可谓是最深刻的教训。
再次，中拉经贸存在结构性不平衡。 稍加观察便能发现中拉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问题是贸易结构不平衡，中国的进口多是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而出口则多是制造品。无怪乎，西方媒体继“非洲议题”之后在拉美大肆渲染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一方面买断拉美自然资源，一方面对拉美倾销工业品。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并不是中国的错，因为拉美长期倚重初级产品出口的贸易惯性并没有改变。事实上，中国不买也会有其他国家买，拉美更欢迎中国的进入，中国因素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拉美经济恢复和增长的着火点。但如果任由这一现状发展，则可能会继续发酵，给西方媒体更多指责中国的口实。
最后，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认知障碍已成为中拉关系发展的瓶颈。 一个时期以来中拉关系很热，但在这“热”的背后是“冷”：彼此缺乏甚至最基本的认知。中国要想将“龙的礼物”成功地送到拉美，必须增强“软”技巧——语言和文化的认知。当然，中国对拉美的“域情”的了解和研究远不足以帮助中国企业洞察拉美的投资风险，陡然发生的政策变动和社会动荡会严重损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毫不苛刻地说，中国为增强对拉美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情况的了解而作出的努力将决定中国未来在拉美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