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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前语】

目前，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似乎还远远没有尽头。喧嚣暂歇，个人时间在疫情面前仿佛“被拉长”，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也许是更具体琐碎的规划，也有可能是更具哲学意味的——人类如何看待自身，人与自然如何平衡发展……我们试图从影像中——从影像的历史中，从影像的细节中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并邀请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影像从业人员、爱好者们为我们解读触动他们的那一本摄影书籍——是什么原因、在什么境况下被打动、受到启发。

秦勇（自由撰稿人，居住上海）

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将濑户正人置于森山大道和深濑昌久的影子下，将他当做两位摄影大师的弟子和助手来讨论，却很容易忽略他自身的存在。不可否认，这两位摄影大师对他的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就会明白濑户正人本人在摄影上也获得极其重要的成就，是一位不容忽视的摄影家。

本书内页，濑户正人与森山大道、荒木经惟等人的合影。

在濑户正人的前半身自传《亚洲家族影像》一书中，他是这样形容自己与两位摄影大师的关系的。“认识森山先生，认识深濑先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我放弃继承照相馆，伤了父亲的心，不过，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成为一名摄影家，决定追随他们两个人的背影。我并没有实际感受到森山先生在教授我摄影。我认为，我是在和森山先生接触的过程中被他的摄影作品迷住，被拉入了他的内部。说到“教授”，倒不如说他教授了一首歌给我。在黄金街喝酒的时候，森山先生经常唱一首老歌给我听。与其说这是我学到的，倒不如说是在听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唱了，所以我认为这是感染了某种看不见的病毒。这就是Ｍ型摄影病毒。Ｍ就是森山（Moriyama）的Ｍ。二十岁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遇到了森山先生，并感染上了这种病毒。而在那数年之后，我遇到了深濑先生，在暗房的黑暗中也感染上了病毒。那是Ｆ型病毒。很偶然的是，这两种病毒，是日本代表性的摄影病毒。同时感染M和F这两种强大的病毒，我感到很自豪，我希望什么时候我能够将这两种病毒混合起来，变异成感染力更加强大的S 型病毒。”

病毒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比喻。喻指某种外部的强大力量在内部所产生的颠覆性作用。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病毒，有的人也深受大师影响，却在不知不觉中，被病毒吞噬了灵魂，成为追随者，活在大师的阴影下。我们在濑户正人的言辞之中，则能够感受到另外一种强大力量，一种消融力，能够将病毒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不仅不会让自己迷失方向，反而更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将外来病毒与自己的精神细胞互相融合，生成一种全新的病毒，这也就是濑户自己所说的“S型病毒”，所谓“S”就是濑户自己，是他的姓氏“SETO”的头文字。

本书内页。

1989年，独立之后的濑户正人通过摄影集《曼谷、河内1982-1987》获得了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1996年，凭借摄影展“静音模式（Silent Mode）”与“起居室1989-1994（Living Room1989-1994）”斩获第21回木村伊兵卫摄影奖。同时他也继承了森山大道等前辈早年开设摄影独立空间的传统，创办了自己的独立空间PlaceM，为日本年轻摄影家提供了很好的发表平台，并对之后的日本摄影产生深远影响。毋庸置疑，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成功变异出自己的S型病毒。

让这样的变异得以实现的决定因素并不是来自外部的那两种病毒，而是他自己的个人历史与生活，这样的历史与生活建构了现实意义上的濑户正人，成为孕育、消融、变异S型病毒的肥沃土壤。

在这本《亚洲家族影像》中，濑户正人非常生动地追溯了自己的个人历史。1953年，濑户正人出生于泰国乌隆。这是个越南人聚集地，而他则是日本与越南的混血儿，名叫“托伊”。父亲是日本战败后从越南逃到乌隆，伪装成越南人的日本兵，母亲是越南人。在他八岁那年，因为当地清洗越南人事件，他的父亲被迫举家回到早已断了联系的日本福岛老家。对于当时还是“托伊”的濑户正人而言，这个变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身份撕裂，他被强行纳入到另一个陌生的家族体系中，需要在由异样眼光交织起来的新生活中独自成长，建立一个属于“正人”的身份。与此同时，属于“托伊”的记忆也不断地在生活中跳出来，互相交织。因此，这本书就是他的身份撕裂与重新缝合的过程，是“托伊”变成“正人”，再从“正人”找回“托伊”，最终融合成“濑户正人”的过程。

本书内页。

他独立之后，便只身前往自己的出生地，之后又带自己母亲前往越南寻根。他的第一部作品《曼谷、河内1982-1987》就是在在这个寻根之旅的前提下完成的。这是一个寻根之旅，也是一个通过摄影重新建构自我的旅程，如果纯粹从摄影的精神谱系上来看的话，这甚至可以说是一条精神上的弑师之旅。经历了这个旅程之后，濑户正人便不再是荫蔽于大树之下的“弟子”、“助手”，而是一位与森山大道、深濑昌久并行的、有着独立精神意识的自由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