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女性之间有一种镜像的关系 通过对方可以看到自己

继长篇小说《茧》之后，张悦然日前又推出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在新书的连线发布会上，台湾作家张大春提到了张悦然很多作品都有“双生花”的意向，即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文学评论家杨庆祥也认为，张悦然小说最擅长的，是写一对看起来很亲密的两个姑娘之间的关系。对此，张悦然回应说，对她来说，女性之间是一种镜像关系，通过另一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处境，因此，需要这样一个可以作为镜像的女性存在。

《我循着火光而来》收录了张悦然近8年来的9部短篇和中篇作品，她塑造了许多彼此之间隔膜颇深的主人公，他们很难靠近，但又存在着某种幻想，使得他们仍然渴望接近他人。虽然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光灼伤，但这种靠近的努力本身，帮助他们对抗了生命的虚无和无意义。

在发布会现场，《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提到，张悦然十多年来一直努力写作，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从早期创作幻想小说，到近些年来转而关注生活、取材现实，“从现实的缝隙中寻找想象和虚构的可能”。这是我们剖析张悦然写作路径的角度之一，然而其变与不变还有更多维度的内容。

苏童（左）、张悦然（中）、杨庆祥（右）对谈现场

从信马由缰想象，到向现实交出霸权

2001年，张悦然参加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并获得一等奖。在2003年到2006年间，她共出版了六部作品，比如讲述两个从小到大一起成长的女孩如何化敌为友、如何面对友情、爱情和生死的《樱桃之远》，比如充满了青春文学桥段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同年，张悦然发表了充满瑰丽想象的长篇作品《誓鸟》，讲了大航海时代的一名中国女子远下南洋的故事。她被海啸夺去记忆，流落荒岛，经历生育、病痛、牢狱之灾，她刺瞎双目，只为寻回失去的遗迹。

直到2016年，距离上一部小说出版十年后，张悦然终于交出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茧》。这一次，张悦然从空中楼阁般的华丽想象转向历史，转向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张悦然曾在多个场合谈到这本小说的创作契机。《茧》源于她的父亲写于1978年的一篇名叫《钉子》的小说。在父亲当时住的医院大院里，一位叔叔在政治运动中遭人迫害，变成了植物人。张悦然曾反复听父亲讲述这个故事，于是决定把它重新写下来，变成自己的小说。张悦然回到那个医院，通过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份植物人档案。其中记录着此人出生、参军、退伍、工作的时间，直到他的脑袋被摁入钉子。这份档案成为了张悦然《茧》的开始，而《茧》则成了张悦然直面父辈、追寻历史的开始。

《茧》

张悦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我循着火光而来》中一篇备受关注的小说是《大乔小乔》，于今年2月首次发表在《收获》杂志上。不同于《茧》对于父辈经历的追寻，《大乔小乔》开始直面属于八零一代的独特记忆。故事的主角是正常出生的姐姐与意外存活的妹妹，后者是因患有心脏病而无法实施流产手术的母亲在引产后生下的二胎，姐妹二人因性格与命运的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张悦然将主人公放置在宏大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计划生育、阶级、权力等等因素，在这个故事中轮番登场。

在程永新看来，张悦然没有受到“80后作家”这一标签的左右，她有着自己的判断和坚持，“能够将世界和中国当代优秀的作家视为参照物，谋求写作的上升通道”。从早期的幻想小说《誓鸟》，到最新小说集中收录的《嫁衣》、《大乔小乔》以及《动物形状的烟火》，他认为张悦然已开始直面当下生活。而在将真实的生活材料转变为文学素材的时候，作者其实是面临考验的。他将这样的小说看作“从现实的缝隙中寻找想象和虚构的可能”，生活素材与虚构于是构成了一种限制和反限制的关系。

2008年汶川地震后那段奔赴四川做志愿者的经历，对张悦然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促使她写出了小说《家》。男女主人公想要逃离原来的生活，于是来到四川震区。在张悦然看来，小说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的无意义，因此想通过帮助他人完成自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家》是自己写作上的重要转折，意味着“从耽于幻想转向关注现实”。

张悦然说，在她之前的写作里，更多的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想象力，是一种“说它是它就是，说它存在它就存在”的作家霸权。但当她了解更多现实之后，她的小说便需要和现实发生更深层的关系，小说作者此时“失去了霸权，需要去遵循现实中的规则，按照现实中的逻辑来规划小说”。张悦然也坦言，这个过程对她来说比对其他很多作家要更难一些，因为她之前那种信马由缰的想象力使用得比较过度甚至是泛滥，所以回到这条现实的轨迹上异常辛苦。

《我循着火光而来》

张悦然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0月

“一个有良知的优秀作家，就是要把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元素和素材转化为虚构，”程永新认为，“如果小说的任务仅仅是把生活表达出来，那跟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作家为什么要去虚构？就是试图挖掘人性当中最隐秘的部分，就是要讲当代人的精神，就是要让作品拥有某种深度的东西。”在写作的过程中，张悦然一直在寻找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和维度，比如关注超生问题和社会公平等等。在当下这个资讯发达甚至过剩的社会中，“作家存在的价值在于眼光，就在于处理如此繁多的材料时的态度，在于如何处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程永新说。

相较于阶级差异，更关心个体困境

随着年龄增长，张悦然觉得自己变得慈悲了，变得温暖和有所保留。这种性情的转变也影响到了她的写作，“年轻时候的写作更加绝对、尖锐，也会更加冷酷，因为不能够真正看到或者理解到悲剧真实发生的情况”。她说《动物形状的烟火》里好像还有很尖锐的部分，但到了《大乔小乔》则有了更多温暖与包容。

今天的张悦然更想“以小说写那些被自己的努力过程改变的人，而不是那些被某个结果改变的人”。她希望自己小说的主人公去做出尝试，不断争取更好的改变，比如尝试和某个人靠近、去打破某种僵局、去承担以前不能承担的任务。即便这些尝试最终失败了，它们也是有意义的。“我更看重徒劳的过程加注在主人公身上的意义，更多的时候，人们被这样的过程所改变和影响。”张悦然说。

也正因此，她并不轻易给故事主人公贴上失败者的标签，她认为自己所写的并非是失败，而是一些困境中的人物。比如小说《家》里那对因空虚和生活无望而出走的夫妻，以及受困于原生家庭的保姆——对写作者而言，这些人物所面临的困境是难以进行比较的。

张悦然认为，短篇或中篇小说里没有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有一种短暂的重归平静，或者说问题暂时得到了某种缓解。因此对她而言，短篇小说的结尾更像是：主人公遭遇了一些事情，现在需要重新面对和思考原来的生活或问题，即重新上路，或是重新带着一个议题回到最初的人生道路上。“在小说里面，我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这个努力使他明白：好吧，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做这个努力是对抗无意义的唯一途径或方式。”她说。

曾有文学评论家指出张悦然这部小说集所涉及的阶级和社会阶层议题，但张悦然认为，人所经历的真实的困境与痛苦才是她的关切，而非阶级的差异：“不能因为我写的人物不是底层人物，或者不是那些被物欲损害的人，他们的痛苦就会更小一些或更不急迫。我们要知道，那些痛苦可能同样是使他们活不下去、使他们出逃的痛苦。”

在小说《家》中，张悦然产生了一种模糊的认识，得出了一则在之后的创作中反复提到的结论——只关心那些对主人公来说急迫的，现在必须面对、不面对就活不下去的痛苦——不关心主人公究竟是一位亿万富翁，还是一名乞丐。

文学评论家杨庆祥认为，除了小说写作本身，《我循着火光而来》还展现了张悦然作为作家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的变化。如果系统地阅读这部小说，“可以窥见张悦然从早期风格开始慢慢的向更加成熟、更加理智的方向转变，能够做出的一些自我调整和自我表达”，张悦然的写作“在自我气质上不停地生长展开，慢慢长出一个更茂密的森林”。

张悦然

承袭张爱玲的冷酷，塑造“双生花”的意向

与这些变化形成对照的，是张悦然作品的不变之处，比如对于女性间情感的细腻描写。在早期作品《樱桃之远》中，她便塑造了两个相伴相生的女孩；在《大乔小乔》这一从超生话题展开的故事中，她再次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一对姐妹。

在连线对话中，张大春认为张悦然对女性之间情感的描写非常珍贵，“张悦然直接承袭了张爱玲的冷酷”。张大春说，张爱玲虽被誉为当代描写男欢女爱的祖师奶奶，实际上非常恶毒，无论是《半生缘》还是《红玫瑰白玫瑰》，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对男性的一种剥夺。而张悦然不仅把男性剥开了，还延伸了张爱玲的部分，因为张悦然的很多小说都涉及到了“双生花”的意向，即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

杨庆祥也注意到了这点，他说，张悦然小说最擅长的，是写一对看起来很亲密的同性——两个姑娘——之间的关系。

张悦然回应道，对她来说，“女性之间有一种镜像的关系，通过对方可以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深处的处境，无论是和男性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都需要这样一个女性的存在。”

张悦然坦言：“有时候我构思小说的时候里面一开始只有一个女孩，并没有另外一个女孩。慢慢地，我就会发现，另外一个女孩会慢慢在故事里面浮现出来，会变成一个像幽灵一样的角色，就像我现在坐在台上，左顾右盼地寻找某种东西，直到另外一个女孩在底下朝我招了招手，我忽然之间就感到安心。我需要找到观众席里面的某一双眼睛，当我的主人公看到她的时候，主人公的心就定下来了。有时候，两个女孩并不是在最初的构想里就存在着一种相爱相杀的简单关系，而是另外一个女孩承担起了某种叙事责任或意义，她在帮助这个故事往前推动，走向最后的结局。”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