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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当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去年12月初辞去谷歌控股母公司Alphabet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一职时，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促使两人离开正式管理职位，但许多已经离职的谷歌资深员工(其中许多人也在2019年离开了公司)向新闻界描述了一场贯穿整个2019年的巨大企业文化转变。谷歌已经变成了一个他们认不出来的公司。
他们提到了谷歌全体员工大会、人力资源流程和管理层透明度的变化。
据国外媒体报道，Alphabet首席执行官桑德尔·皮查伊在10月份承认，该公司在赢得其员工(人数超过10万)的信任方面面临挑战。
最近，谷歌前人力资源总监Lazlo Bock告诉一家财经媒体称，他认为Alphabet是“一家与过去不同的公司”，但并非每一个员工都察觉到这种变化。
外界的一些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硅谷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的合伙人马丁·卡萨多在2019年夏天发推特称。“谷歌目前的人才流失令人震惊。”
透明度的转变
一些员工告诉新闻界，2018年是公司在内部沟通模式上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一些员工表示，他们对于谷歌内部正在开发的一些项目并不知情。
谷歌软件工程师罗伯特·洛德(Robert Lord)表示，公司已经脱离了自己热衷的自由开放思维的文化。他在加盟谷歌公司一年之后离开了公司，此时他参加的项目尚未完成。
洛德对新闻界说:“我对具体工作没有道德上的顾虑，但更多的是支持整个公司。作为一名程序员，你有很多选择，我不怪其他人留下来，但我觉得因为我有选择，我有责任选择离开。”
洛德和其他人面临的一个转折点是公司内部的一个丑闻。之前外媒报道称，公司已经向包括安卓联合创始人安迪·鲁宾在内的前高管支付了丰厚的离职补偿金（鲁宾的补偿金高达9000万美元），而这些高管在离职之前被查出存在性骚扰等不当行为。鲁宾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这并没有阻止员工去年秋天在全公司范围内举行大规模罢工和抗议。
“当离职补偿金的消息传出时，那绝对感觉像是一记重拳，”洛德说。“我确实觉得我在一家巨大的邪恶公司工作。”
曾经在谷歌公司工作了九年的前员工科林·麦克米伦告诉新闻界，他2019年早些时候离开谷歌，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下家公司，如此仓促离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成为这个组织的一部分，他谈到了内部透明度问题和谷歌领导层在过去一年对公司内部危机的“糟糕处理”。
上月，员工们举行了一场集会，抗议谷歌暂停一些员工的工作（他们后来最终被公司解职）。根据活动细节，这次集会的目的是“拯救谷歌的开放文化”。
过去，抗议者要求谷歌内部政策透明，谷歌称这导致他们决定解雇四名参加抗议活动的员工。12月，美国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开始调查该公司的解雇事件。
“谷歌公司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在集会上发言的谷歌工程师佐拉·东说。“如果公司想要成功，就需要通过透明和问责机制来重获信任。”
员工规模扩大
曾经在谷歌长期任职的前员工还表示，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到超过10万名员工，公司文化发生了变化，其中许多员工来自于承包商，而不是谷歌自己的全职正式员工。
格雷厄姆·奈雷是纽约一家名为奥索（Oso）的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告诉新闻界，接受奥索职位面试的谷歌资深前员工表示，该公司已经变得“太大”和官僚化，无法为员工带来改变。
他说，谷歌员工还提到了谷歌云计算平台等一些部门的重大组织重组和不确定性。
最近外媒爆料称，面对在云计算市场远远落败，谷歌高管曾经在内部会议上决定要退出市场，但是在讨论之后又决定继续运营云计算，并且投入更多的资源。
官僚作风是一名前工程主管在工作7年后于去年8月离开公司的原因。这位工程师要求匿名，因为他无权谈论他在谷歌的工作情况。
他说，高层管理人员近年来开始格外重视员工人数统计。他说，正因为如此，公司不愿意淘能力比较弱的团队成员，这影响了他和其他人的工作团队。
一些员工表示，他们被录用的理念是，他们能够通过一个自由开放的管理和产品思维来改变世界。员工们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些过去的理想似乎不再站得住脚。
曾经在谷歌工作了12年的前员工克莱尔·斯台普顿表示:“高管们过去真的参与了内部辩论和对话，但是现在这种对话已经看不到。”克莱尔·斯台普顿曾经在谷歌公司领导过包括罢工在内抗议活动，呼吁谷歌改变内部政策，2018年夏天她离开了公司，声称遭到了公司管理人员的报复。
两年前，联合创始人布林站在熙熙攘攘的旧金山国际机场的队伍旁边，抗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部分人员入境禁令。这个行动是一个大胆的声明，这表明谷歌不怕捍卫自己的理想和员工。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谷歌员工和领导者之间的分歧有所增加，一些员工说这种变化不是谷歌两位联合创始人的想法。
斯台普顿说，当佩奇在2011年成为首席执行官时，他开始“痴迷于”阅读一些图书，了解为什么一家公司会因为规模过于庞大、行动迟缓而走向失败。“佩奇担心会发生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有点让人难过。”
斯台普顿与谷歌创始人关系密切，她回忆说佩奇身上带着一小块金属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说那是他祖父在美国密歇根的汽车厂生产的。据说，这个东西象征着汽车员工面对管理层需要保护好自己，但是佩奇带着这块金属，是因为他希望谷歌永远不要发生汽车厂中的一幕。
斯台普顿回忆道:“他总是说谷歌在如何处理人员、流程和人力资源方面需要多么坦率和进步。他对技术以及谷歌如何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解放人类去追求艺术有着如此乐观的看法。”
人力资源的变化
据麦克米伦、斯台普顿和去年辞职的另外两名员工利兹·方-琼斯和切尔西·格拉斯顿称，去年1月，该公司对其人力资源部门如何回应员工投诉展开了全面调整。对谷歌内部的老员工来说，这次调整标志着该公司又一次重大变革，让员工远离他们应该获得的的权利。
员工们说，与其说是每个人向负责所在团队的人力资源联系人直接汇报，不如说基本上有一个冗长的要求解决问题的排队队列。这给一些员工带来了问题，比如有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需求被外包出去，但是承担工作的人却没与足够的知识或者了解。
“我仍然亲自了解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并单独接触他们，”现场可靠性工程师方—琼斯说，他在谷歌工作了11年，于2019年离开公司，理由是企业道德问题。“我更担心的是，更多谷歌的新员工不知道如何绕过这个人力资源系统。”
斯台普顿说，当她去年早些时候向人力资源部门提出一个特殊问题时，她被转接到了芝加哥的一个呼叫中心，在那里她与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进行了交谈。
她说，有关自己和一个谷歌上司之间发生的问题，这名给谷歌提供服务的大学生给了她一个糟糕的建议，让她带着上司出去喝酒。
在谷歌工作了五年多的研究带头人格拉斯顿去年离职，她在备忘录中写道，她的经理对怀孕员工发表了歧视性言论。当她向人力资源部报告问题时，该部门表示将进行调查。
然而，她告诉新闻界，该公司直到她聘请律师后才进行调查，也从未为调查采访过她本人。
“看着谷歌发表声明，比如‘我们彻底调查所有歧视、骚扰和报复事件’，对我来说很有趣，”她告诉新闻界。“根据我的经验，他们说的根本不是真的...只是在我聘请律师后，谷歌才调查了我反映的一小部分情况。”（腾讯科技审校/承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