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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出塞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3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同西汉结好，三次进长安入朝，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长达半个世纪。
这个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昭君其实是蜀女。
昭君是今湖北省秭归县人，这一点就今天的地理区划说来是没有问题的，就历史上多数朝代的行政区域划分而论，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古史传说和后世若干朝代的区划而言，昭君也有资格加入四川籍。历史上有不少史学家、文学家都曾直言不讳地认为昭君乃蜀女。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汇集了二十三家旧注的精华，其中东汉末年史学家文颖旧注是颜注取材的一大家。文颖是南阳人，东汉末在荆州工作多年，对湖北地理应很熟悉。他为《汉书》作注时，对王樯的籍贯特作了这样的解释：“本蜀郡秭归人也。”这一句注文，一般的《汉书》注本上，已被改易。但从康熙时翰林院编修、史官仇兆鳌进呈御览的《杜诗详注》中尚可看到。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杜诗详注》上，也可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的注上，读到“昭君本蜀郡秭归人也”这一句。
昭君的生地，公认是秭归香溪。《太平寰宇记》载：“归州兴山县有王昭君宅，即此邑人也，故曰昭君之县，村连巫峡，香溪在邑界，即昭君所游”。《归州图经》又载：昭君的乡人，因思念昭君，在她的家乡香溪立有昭君庙纪念她。《大明一统志》又载：“昭君村，在荆州府归乡东北四十里。”就今天的行省区划看归州兴山县，香溪都在湖北省内。
但是，正如文颖所见，历史上这些处于四川、湖北交界的地方，其归辖是时有变动的。秭归一带地方，有时属荆州，有时属梁州(后改梁州为益州)；有时为鄂地，有时为蜀土。除了建安、蜀汉之时归州隶属巴蜀之外，还有不少历史材料，说明秭归与巴蜀历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华阳国志》载：“汉兴，高祖籍之成业，乃改雍曰凉、革梁曰益，故巴汉庸蜀属益州。”因为“古梁州实兼巴汉庸蜀地”，故改梁州为益州后，益州便也兼有巴汉庸蜀之地。提起益州，便使人想起巴蜀。秭归曾属益州自然也就可看成巴蜀。
汉武帝时地理区划又有变动，恢复了秦的郡县，蜀郡属益州，南郡属荆州，秭归划入南郡。《汉书》地理志(上)，在叙述南郡所隶十八县至秭归时，班固特别注明“秭归、归乡、故归国”。意思是说，秭归虽然划入了南郡，但它从前本是归国之地。文颖深得班固的微旨，认秭归为蜀中之郡县，这既是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又兼顾了历史渊源。
古代巴蜀史的具体情况，缺少文字记述。但一些关于古代巴蜀的历史传说却历来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据有些史学家说：古夔国灭于楚。一些不愿臣服于楚的夔民沿江上迁，经巴地来到今四川青衣江、青白江流域一带散居，成为四川先民的来源之一。古蜀王望帝杜宇就是迁蜀的夔人。杜宇的贤相开明也是一位从江水中漂来由荆入蜀的人物。
杜宇禅位给开明后，化为杜鹃鸟。杜鹃鸟别名子规，在传说中，子规鸟始终怀念着自己的故乡，经常悲呼“不如归去”，其心太忧，竟至“啼血”。它要归去的地方，正是“归乡”，正是“归国”，正是“秭归”。归乡即夔乡，归国即夔国，子规即秭归。都是同音通假。《水经注·江水·夔国注》说“归子国也。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在古史传说中，秭归正是夔国的一块宝地，那是蜀王杜宇祖先的天下，秭归女儿王昭君顺理成章也正可视为古蜀王前领地上的子民。
此外，在两晋至隋唐的几百年间秭归也曾隶于巴蜀。《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归州，属山南东道，武德二年析夔州之秭归、巴东置。”这一句话清楚说明，唐武德二年(619年)之前，秭归，巴东两地都隶属夔州。《太平寰宇记》在解释麝香山时，也注明“武德二年前，秭归属夔州”，夔州州治即今重庆奉节（1997年重庆直辖之前属四川，为巴国故地），秭归属夔即意味着属巴蜀。
唐朝以前，从晋起直到隋一直设有“建平郡”，领县有六，包括秭归。建平郡的“郡治”一直设在巫县。这个郡治，历经西晋、东晋、刘宋、南齐、梁、西魏、北周数朝数代而未变更。即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今重庆的巫山县都是建平郡的首府，也便是直接领导包括秭归在内的一大片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这也说明秭归隶属于巴蜀。
巴蜀常连称，有时仅以蜀指代整个巴蜀。王昭君出生地秭归，不仅在古史传说中与巴蜀渊源深远，而且在后世若干时代的政治区划上又隶属于巴蜀，因此可以说王昭君为蜀女。
据西晋子乙衍《琴操》记载：“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而“庙在巫山县”。家乡父老为昭君招魂的庙都建在巫山县。昭君如有灵，魂魄返乡探亲，必以巫山县庙祠为家。昭君非蜀女而何？有意思的是，秭归、巴东这些地名，其名字本身就带着明显的巴蜀标志。直到今天，这些地方的语言、语音，都与四川方言极为接近。
昭君本蜀女，这个被历史学家文颖等提出的结论，得到不少学者和作者的承认。例如诗圣杜甫在他所写的“诗史”中至少三次肯定昭君是蜀女。元代马致远在著名的历史题材杂剧《汉宫秋》中，借剧中人之口，四次肯定昭君是蜀女。
《汉宫秋》中第一次借画师毛延寿的口说：“昨日来到成都秭归县选得一人，乃是王长者之女，名唤王嫱，字昭君。”第二次昭君出场亮相，向观众自叙“妾身王嫱，小字昭君，成都秭归人也”。第三次，王昭君初见君王，回答元帝垂问又说：“妾姓王名嫱字昭君，成都秭归人也。”第四次汉元帝欲斩毛延寿，昭君劝止之后，提醒元帝要多注意恩典宽免时说：“陛下，妾父母在成都，见隶民籍。”
这四次报昭君身家籍贯的台词，都集中放在第一折戏里，给读者和观众的印象格外突出。乃至有的读者，读《汉宫秋》后发生联想，认为昭君可能生在秭归，后来全家迁居成都了。
明代冯梦龙、凌濛初两大文豪也直认昭君是蜀女。如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说：“只因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能说凌濛初等人毫无根据吗？
文学家创作历史题材的戏剧、小说、诗歌，固然可以虚构，但他们为什么不把昭君虚构成别处人，而偏偏要强调她是蜀女呢？这就因为昭君确实可以称作蜀女的缘故。
借用凌濛初的话说，自古蜀女号称多才。昭君自愿和番的见识与她的蜀中前辈卓文君的私奔相如，当垆卖酒之举可以媲美。巴蜀自古民风强梁好义，蜀女亦秉山川灵秀之气，率多美艳才智、有胆有识之姝。诚然如凌濛初所云：“如文君、昭君多在蜀中所生。”
（来源：微观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