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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以来，教育新政频出。教培行业在监管收紧的趋势下迎来寒冬，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比例下调，另一面，又有公办教育内的配套措施出台，例如暑期托管服务试点、职业教育分流等等。本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称“双减”文件）正式公布，新东方、好未来等公司股价下跌，学生家长焦虑观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已经开始实行的暑托班入手讨论，各地办班的具体效果与问题折射出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内卷”焦虑、升学压力等现实困境，也反映了教育领域中公办与民办的复杂关系。
如何才能“减负”？ 来源：视觉中国
暑托班“冰火两重天”：简单的看管已经不能满足现实要求
与暑期托管服务试点通知引发的大量争议相比，暑托班落地后得到的关注寥寥。从各地实际参与情况来看，北京、广州、泰安等地的大部分学校只有十余人报名，唯有上海的暑托报名人数较多，需要家长“拼手速”。
暑托班正式开班前便有部分家长担心，目前暑托班的主要任务在于看管，活动单一，怕孩子去了无聊，又学不到新知识。这个担心成为了北京等地暑托班 “遇冷”的主要原因。据
《南方周末》
调查报道，暑托班报名少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初次开班的地区，这些地方办班经验不足，加之准备时间仓促，导致课程单一，对家长和学生而言缺乏吸引力。
尽管从教育部印发的通知来看，学生的暑期托管应当由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共同完成，但许多地方还是把任务交到了学校头上，动员起来的志愿者也基本只有教师，在“不上课”的原则下，学生到校后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听说父亲想给她报名暑托班后，一名四年级的女生反问：“去学校不上课不是浪费时间吗？”而且现在实行分期报名制度，每一期只持续十余天左右，即使报上名了，家长也需要另想办法解决剩余的大部分假期。
上海市暑托班报名火爆，离不开前几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自2014年创办以来，上海市爱心暑托班已经累计服务小学生超过18万人次。与北京不同，上海暑托班更好地调动整合了社会资源，本地的科技公司、高校、社区自治平台、家长联谊会等都参与了中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学生在暑托班不仅有人照看，还能接触到金融理财、法律、围棋等课程，增长见识。
上海徐家汇街道汇师小学“爱心暑托班”的小学生们在给京剧脸谱涂色 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生活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家长不再满足于孩子有人管，而是希望孩子在继续学习的同时，过一个丰富有趣的假期。暑托班试点通知发布前，校外培训机构以及一些提供补习课程的民办托管机构，往往是家长的第一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说，以90年代末为分水岭，中国中小学生托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公立学校资源较为均衡，办学又依托单位、社区，通常配备“少年之家”、“小饭桌”等组织，学生就近入学，“看管难”的问题并不突出；但上世纪末以来，公立学校办学质量差距越来越大，择校情况严重，再加上民办教育机构的崛起，学生放学后托管难、花费高成了普遍现象。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
曾在界面文化的专访中表示，当今教育的培育和筛选功能发生了分离，“学生在学校里的过程性考试都是高分，可一到利害相关的选拔性考试，分数就很低，差异非常大。”公立学校减负，考试中最核心的知识被外包到校外培训机构，只有那里学到的才最顶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办暑托班价格便宜，大部分家长和学生却持观望态度：只要竞争依旧激烈、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把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投入只有看管功能的暑托班就会被视作“浪费”。
“双减”出台与落地：民办教育是否必然是公办的对立面？
暑托班看似直接回应了“三点半”难题（指学校放学早，家长下班晚，孩子接送、看管难），但联系今年补习机构整改、职教分流等举措来看，暑托班只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小环节，作为“双减”的配套措施推出。
5月21日，中央深改委通过了“双减”文件。7月24日，“双减”文件正式公布。“双减”指的是校内减负与校外减负，涉及校外的部分影响更大更广。该文件明确要求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不允许在法定假日、休息日与寒暑假补课，各地不再审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现有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不得上市融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
在近期举行的一次教育研讨会上谈到了今年教育新政频出的背景。他认为，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为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其“商业化、资本化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大城市的择校竞争，加剧了家长焦虑，并且也并没有出现大家期望的教育多样化和创新性”。他指出，中国现在很多城镇民办教育比重过高，这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反常的、不健康的。一是政府可以借机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市场，缩减大量财政经费；二是这个过程中存在利益勾兑，名校挂牌再推动房地产炒作即是典型，改革势在必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与顾明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
时也认为，校外机构对增加学生负担推波助澜，“破坏了教育生态”，“双减”政策出台正是针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
新东方总部大楼 来源：视觉中国
“双减”文件发布后，今年本就较为低迷的暑假补课市场顿时风声鹤唳，新东方、好未来等公司股价断崖式下跌，教培行业从业者与许多家长也陷入了“未来该怎么办”的焦虑。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问题，诸如大力度整改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何去何从；在升学压力面前，“校外补课”是家长学生焦虑的“因”还是“果”；禁止补课后，会不会有更贵的“一对一”培训出现，加剧权贵阶层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等等。
目前，教育行业与一些专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一些应对和回应。据
36氪
报道，“双减”文件发布前后，培训机构已在向素质教育、成人职教和托育转型，好未来正在进军职业教育领域，而新东方开始招聘美术、书法等素质教育教师，中小型教育机构则谋求与公立学校合作，不过有业内人士分析，年轻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将处于劣势。杨东平虽然支持改革，但也在法理方面存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则认为，办好教育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而是需要“市场和政府两只手”。
教育“内卷”严重，一些教育界人士在肯定改革的决心时也意识到，仅仅依赖“双减”政策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双减”如何落地也是一个考验。顾明远指出，校外减负的同时要注意加强公共教育的供给，推进各学校、地区均衡发展。杨东平特别强调，教育新政首先“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保护私人财产，保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切忌用粗暴的方法“没收充公”。
过去提得较多的是校内减负，校外环节被忽视，造成了减负不成、反而增负的结果。与之相比，“双减”政策对问题的诊断更为全面，然而，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关系远比“补课”更复杂，且各地情况存在差异，例如在上海是私立强于公立，而北京的公立虽然看起来很强，但又与校外培训机构嵌套。如何因地制宜地进行有效改革，而不是“一刀切”，需要立足于翔实的调研和谨慎的判断。
在新政与舆论中，公立与民办似乎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但或许正如杨东平所说，在“学习化社会”的框架下，应该“逐渐淡化学校的所有制性质”，教育是以公益性为主的事业，公办民办都应该在非营利组织的框架中加以规范，一视同仁，共同发展。
参考资料：
《暑托班来了：有的报名者寥寥，有的要“拼手速”》
https://mp.weixin.qq.com/s/VzWtodnOhBS108OVGhE9eQ
《双减新政下的K12，两条快车道在浮现》
https://www.36kr.com/p/1328964109359362
《北大教育学院刘云杉：教育已经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319667.html
《杨东平： 学习化社会视野中公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设计》
https://mp.weixin.qq.com/s/ELuqKNAzM473sQTMTMydUw
《十问“双减”新政》
https://mp.weixin.qq.com/s/LyGrRwtE3Uqqxq8_ZJEgjg
《民办教育到了敦刻尔克时刻吗？》
https://mp.weixin.qq.com/s/DyGYqy3Yvuq7dDLLVySD4Q
《“双减”文件落地，实施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