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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处于“协同复苏”的状态，那么曾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走向趋同的步伐还在进行中吗？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副主席、土耳其财政经济部前任部长Kemal Derviş上月在刊登在世界经济论坛官网上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这一话题。
上世纪90年代，按人均标准衡量，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整体上开始超越发达国家，不少乐观派认为，这两组经济体的产出和收入终将趋于一致。
从1990年到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年增长率比发达经济体高出2.5个百分点，到2000年至2007年间，这个差距扩大到3.5个百分点。
虽然并不是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在此期间赶超，许多小型经济体依然没能取得良好进展，但总体来看，世界经济结构但是发生了改变。当时在庞大而有活力的印度，以及更有过之的中国的推动下，亚洲国家经济以极快地速度赶超印度。
新兴经济体相对美国的追赶速度。图片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这一动态发生了变化。起初，上述趋同表现出了加速的态势，发达经济体增长趋于停滞，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增长优势扩大到了4个百分点。
但在2013-2016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增长慢了下来，尤其是是拉丁美洲，其中巴西在2015年和2016年经历了衰退，而美国经济则开始复苏。
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协同趋势已经终结了？
Derviş认为，答案取决于发展中经济体能否找到新的、更先进的增长来源。
在过去，两组经济体趋同的关键引擎是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得到了先进国家的技能和制度，并加以应用。
但Derviş援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的观点称，简单的模仿式追赶的增长来源已经被耗尽了。制造业中能够被轻易摘取的果实已经被摘走了，而在服务业中，技术追赶的难度更为困难，而服务业目前在总附加值中的占比更大。
此外，当今的尖端技术——例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比工业机械更为复杂，因此可能更难以复制。此外，由于智能机器将越来越多地填补低工资的工作，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也因此大大减少了。
但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Pascual Restrepo研究认为，这些技术——尤其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影响实际上更为微妙。
他们认为，总产出是传统劳动力、传统资本和那些完全无需劳动力就能完成的任务所涉及的资本的函数。传统劳动力和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或劳动力取代型进步，将会增加产出，但后者的增长也会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并且抑制工资。相反，生产率增长，自动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新任务的创造将增加劳动力需求并推高工资。
当然，要使得机器人和AI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包括那些依赖于前沿科技的服务中，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专项技能和基础设施。但对于新兴经济体，部署新技术和任务的难度和所需的成本可能并不比发达国家高。
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互补劳动力的类型。通常的假设是，高技能劳动力对于AI的应用非常重要。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可能恰恰相反。例如，新劳动力取代性技术能够让原本缺少熟练工的劳动变得可行。因此，完全自动化将导致某种经济活动的更大份额落在发展中国家。
Derviş指出，另一个塑造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过程的因素是全球企业的投资意愿。全球市场结构和定价一定程度上会决定利益的分布。同时，各国学习监管教训的效率也会如此，包括如何设计吸引投资者的规则、获取价值链的重要环节以及从创新中获得足够大的份额。那些能够快速学习的国家可能比发达经济体增长更快，即使是在高科技领域。
Derviş认为，对于许多国家和行业而言，传统领域的赶超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这一过程可能会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但这将不足以推动真正的增长趋同。
为此，Derviş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相对有效率地部署新技术，同时考虑到劳动力市场技能和监管的作用。这并不容易，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回到2007年前的“黄金时代”。但新技术不应该阻挡趋同，即使它们有可能会减缓趋同的速度。
（来源：华尔街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