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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不写作的话，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 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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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极为勤奋的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仰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
上到小学一年级，文革来袭，学校里乱了，严歌苓便回家看书。父亲的书柜里装满了世界名著，严歌苓想看什么都可以。哪怕充满少儿不宜的神秘与禁忌，父亲也绝不阻拦。倒是母亲，时常悄悄来到她身边，将书从她手中抽走：“你现在这个年纪，看这个还早了点儿。”
小小年纪，她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她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
严歌苓·少女时期
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个年月里，她听到的最多的事情，都是关于自杀的。作协大院里，时常有人跳楼，记得有一次，一对老夫妇牵着手从楼上跳了下来，尸体被拖走后，地上还留下两个大坑，一阵风吹过，地面上的糖纸便飞了起来。严歌苓听人说，两位老人赴死之前，将家里攒下的糖果都吃了。严歌苓站在楼下，看着那些被风吹起的糖纸，常常想象两人赴死之前的情形。破碎的五彩糖纸，让严歌苓记住了那个年代里人的绝望。
还有一位女作家，因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拉到医院抢救时，赤裸着身体被人放在楼道里，有好心人走上去，为她盖了一床被褥。可偏偏有一个电工走过，故意将烟头掉在被褥上，然后若无其事地把被褥拎起来抖，为的是偷窥女作家的裸体。那个画面深深烙在严歌苓的脑中。
“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千万别一半又被救活了，你都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在死和活之间发生了什么。”——严歌苓对女作家说
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她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
但一开始，她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
2
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她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她的灵魂。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她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她一生的《拜伦传》。
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一生中，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为维持瘦削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她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
在部队里，她不是形体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她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地架在窗棂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
看上去被绑在一个无形的刑具上。——严歌苓《灰舞鞋》
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她全部的青春幻想。于她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她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虽然到头来，团里并没有把最好的角色交给她来演，但她从未气馁，也从未停止努力。
《芳华》书封上的剪影，就是严歌苓
15岁那年，严歌苓迎来了人生最惨烈的一次爱情。直到多年后，她回顾那段懵懂而疼痛的恋情，也只给出了三个字：不值得。
当时，她爱上了一位大自己7岁的排长。短短6个月，就写出了160封情书。在部队里，谈恋爱是明令禁止的，两人只能眉目传情，有时男兵和女兵碰头，严歌苓就摸一摸衣服上的第二颗纽扣，发一个暗号让对方去看信。没想到的是，恋爱一事被上级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后，对方居然主动拿出情书，检举揭发了严歌苓。很快，严歌苓就被叫去，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
写完一遍，上级说：“写得不够细，重写！”领导要求把细节写清楚，严歌苓只好写细节。明明是恋爱的隐私，也只能一笔一笔坦白。一个少女甜美的心事，却要跟无关的人讲述。可想而知，严歌苓的内心是何等的屈辱。
领导看了，又说：“真的就只有这些吗？”严歌苓点头，对方怒道：“再写细一点！”每一次重写，都像是拿刀子剖开伤口。领导看了，又打回去：“再挖思想源头！”当初恋情美好的片段，此刻都成了“罪孽”。而所有的伤害，还来自自己喜欢的那个人。这对严歌苓的心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段初恋，令严歌苓有了赴死之心，在穿越了极大的绝望之后，她更加贴近了人性，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漩涡，也习得了前所未有的坚强。
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都对上级说：“我想去！”
没想到，这成为了她一生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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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正因为如此，她那些英雄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当一个又一个伤员被抬进包扎所，走廊和手术室里都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时，严歌苓才意识到战争的可怕。
严歌苓看到了战争死神的轮廓，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失去了手脚，看到恐惧和绝望布满他们的脸庞。对个体的悲悯，彻底盖过了其他情绪。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
回到成都后，她发表了一些诗篇和报告文学，然后又去云南。这一次，她看到同龄人被截肢，有的甚至被夺去生命…
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她已经是专职作家了。
但她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
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她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七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
为了出国，她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她，买了三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她：“鱼呢？”严歌苓早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
到了美国后，她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三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两个艺术院校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她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
她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老远。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她一个小时才读十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一篇小说，她半天才磕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她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她拼命补课，反复训练写作的技巧，到了期末，成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A的学生。
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严歌苓说：“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
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是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身后。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是绝对不会有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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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
在美国，她却要跪在地上给别人擦地。
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曾经在一个雇主家，因为看不懂清洁剂的英文，她把玻璃清洁剂当成了地板的打蜡液，雇主回家一看，指着她鼻子破口大骂。还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她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
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实际工作的时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务实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后来写作。而这段时期，我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那样，讨生活，挣饭钱。好像多出一条命来，是脱胎换骨的一种。——严歌苓
在一个台湾雇主的家里，她有一次烧菜，差点烫伤了自己整张脸。每次拖地拖好一片，调皮的孩子就穿着袜子往上踩，她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重新擦地和清洗袜子。一天，正拖地呢，只听一声巨响，头顶的天花板裂了。严歌苓不敢说，怕自己赔不起，战战兢兢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要辞退她了，她才说：“那工钱我也不要了，你们的天花板裂了，别让我赔就行。”
台湾人哈哈一笑，说：“钱你快拿着吧，这天花板从我们住进来就是裂的。”
生命的酸楚、慌张，生之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她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
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她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她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的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晾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臆想，写得入木三分，一举摘下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的一等奖。
在学校里，同学给她讲了个华人移民的故事，她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渔》。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她，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
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
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
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啊？”
“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
“天呐！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她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
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OK 啊。”
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作家，好像就把自己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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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小渔》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大银幕。
除开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要掀起收视狂潮：《一个女人的史诗》《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
1995年2月，严歌苓接到一个电话，是自己的好友，在柏林影展当评委的陈冲打来的：“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天浴》。”
严歌苓问：“为什么非要拍这个？”
陈冲说：“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精神委靡的生活，没有一部使人感到心灵升华，连点诗意、浪漫都找不到。我就要弄一部《天浴》这样的东西，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曾有过一个神圣时期，哪怕自认为神圣。”
对这部电影，陈冲极为重视，激动得睡不着觉。从柏林回到旧金山时，她已经写完了剧本初稿。为了《天浴》，她推掉了一切角色，甚至连大导演伍迪·艾伦的邀请都给拒绝了。
最终，这部电影不负众望，拿下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在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金熊奖提名，最后还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而那时，年仅17岁的李小璐，直接摘得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严歌苓与陈冲·摄影·Lawrence Walker
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
《无极》失败后，陈凯歌急着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
《梅艳芳》，最后打破了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
但跟导演合作了几次后，严歌苓觉得，自己写起剧本来，并没有写小说时那么有激情。剧本是为导演服务的，不能掺杂太多的自由意志。再次下笔时，她就想写一个“抗拍性”特强的题材，于是写了一本《陆犯焉识》。小说里有政治敏感的内容，严歌苓心说，这下你们拍不了了吧？
哪想到，张艺谋还是拿去拍，只拍了后半部分。《归来》上映首日，便拿下了3000万票房，创下中国文艺电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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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能用自己的故事，收割一大片导演的芳心，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狠，一个是真。
在写作这件事上，就像当初练跳舞一样，严歌苓是个对自己严苛到冷酷的人。读写作班时，老师要求学生写3页内容，她就一定要写到6页，一个接一个学生退课，她却能顶住压力。成为专业作家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她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写作，一天都不曾荒废。这种高度的自律和内驱力，是做成一切事情的关键。
有时写到忘我了，早上丈夫出门她什么样，回到家，丈夫一看，还那样。丈夫就开玩笑问：“我今天是不是没去上班啊？”
有一段时间，因为写作，严歌苓严重失眠，断断续续有30来天睡不着觉。跟人聊天时，别人问：“你最近到底怎么了？”严歌苓一听，眼泪“哗”就下来了…
最痛苦的时候，她患上了躁郁症，觉得整个世界抛弃了自己。最后帮她撑过来的，还是小说。写作之于她，就是生命。她说：“要是不写作的话，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
除了上面的狠，再有就是真。
严歌苓是个体验派的作家，每次下笔写一部作品之前，她都会不考虑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花大量的精力去考据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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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寄居者》，要写上世纪40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场景，她翻遍了资料，连当时的香水牌子、裁缝店构造、舞厅情况都一一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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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老师好美》，她跑过全国5所中学，跟学生一起听课，用最现代的语言跟老师、学生交流，看高中生怎么说话，孩子们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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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妈阁是座城》，她往澳门赌场中跑了4次，只为感受一下赌徒的心理，输了几万块钱。还攒下了无数富翁自残戒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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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第九个寡妇》，她直接去乡下体验生活，跟河南农村老太太同吃、同住、种番薯。后来，将父亲曾经的剧本《铁梨花》改成小说时，用的居然是河南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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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姨多鹤》，因为早年没钱支持调查，她酝酿了20多年。前前后后，她去了三趟日本，光翻译就150美金一天，时间成本更是难以估量，最后赚来的钱，一多半与调查费用相当。
严歌苓之所以坚持调查，是想找出人物的魂。在日本乡村老人的一举一动中，她挖掘出现代城市日本人不可能保留的精神气质。那一刹那，她才觉得多鹤从自己心头活了过来。
1993年的一天，严歌苓等丈夫吃饭时，在约定地附近看到一个箭头，指向中国移民博物馆。在地下室的陈列馆，她看到一幅巨大画像，其中焦点是个身穿华服、身形比较高大的中国妓女。这个妓女端庄的体态和神秘的气质，一下子给了严歌苓难以名状的巨大冲击。
照片中的女子，被称为“一代东方名妓”。
妓女的身影久久挥之不去，严歌苓特别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于是看了无数的报刊和资料，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女人的名字。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她对中国移民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不断收集资料的同时，一个人物的灵魂，就在她心头悄然建立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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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可以说是严歌苓最牛的小说。创作《扶桑》时，严歌苓患了严重的抑郁症，陷入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写完之后更是非常怀疑这部作品。后来，她看到台湾《联合报》征文启事，还不敢拿真名投稿，没想到最后却斩获第一名。高晓松读完作品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这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像我这种人，一直都是卖艺的，从来不会花钱跟人买艺，但看完书，我是赶紧拿钱买下了《扶桑》的音乐剧版权，这是第一次，也八成是最后一次。”
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高晓松读完《扶桑》后谈严歌苓
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她高度的自律。她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出版人张立宪就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来源：一日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