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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有了丰富的吸收外资经验，也具备相关法律规范，但当企业走出去，特别是走到一些我们比较生疏的、与其经济交流相对较弱的国家，我们便成了人家眼中的外商，原来的经验作用微乎其微，这意味我们要继续创造经验，改变势在必行。
走出去才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外国的某家企业，某位企业家，而是面对外国整个社会，面对外国的议会、政府、工会、宗教、法院、电视台、报纸和民间组织。他们带着自己的期待，问我们为什么到那去？准备怎么做？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对社会责任有何等的承担？这是我们面对整个外国社会的交流，属于公共外交的。
公共外交本来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外国公众的自我表达。美国典型的公共外交机构就是美国之音，中国也有《中国日报》。现在，公共外交有了大发展，不仅是因为政府承担对外国公众的表达，本国的公众、企业家、学者、媒体，甚至一个普通游客都在向外国公众表达着本国。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响应，“一带一路”峰会就是政府主导的政府外交，同时也是政府主导的和中国企业家参加的对外国政府和外国企业家的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混合体。
政府外交已经为“一带一路”开辟了方向。比如，政府成立了亚投银行、丝路基金，最高法院还发布了“一带一路”的相关法律规则，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宏观的环境。但是企业家走到外国的时候，并不能事事靠政府，遇到问题就请大使去解决。
所以企业家到外国去，不得不承担起自主打交道的责任，要向当地公众说明“一带一路”的意义、说明自己的品牌，说明企业能够做哪些贡献，要解疑释惑、回答问题。 同时，在不同的国家投资，会出现不同困难。有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企业的投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碍。
那么最有效的公共外交有什么特点？它并不是通过广播和报纸，而是通过面对面的对话进行的，这种对话是双向的，有说有听。同时，公共外交对象是相对固定的，要与本行业有关的对象保持稳定的联系，才能建立起信任，必须要克服文化的障碍，否则就会产生冲突。
文化障碍主要有四种，一是语言的障碍。 这不是能否听懂外语的问题，而是指外语在表达中国核心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误解。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翻译没有问题，但是外国人就会问，你为什么不坐船？事实上，”摸石头过河”是中国民间的俗语，比喻大胆和谨慎相结合，但是外国人理解起来困难。
第二，要克服生活习惯的障碍。 这不是指宗教信仰带来的饮食禁忌，而是植根于生活习惯的惯性思维。比如中国人好客，认为不喝酒不够朋友，这一点很多外国人并不理解。除此之外，还有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障碍。
在国外投资的企业，有的取得了成功，也有的做的不够理想。有些企业把在国内不透明的弊病带到国外去，比如对当地股东的财务不透明，不愿意分红，也有拖欠工资的恶习，影响工潮。
很多企业没有做知识预备，不了解社会责任并不简单等于给建托儿所、建养老院，社会责任指南ISO 26000就把社会责任列举了一本书，这一指南不是法律，但我们应该参考。有些所到国腐败严重，企业到那去，也沾染了腐败气息。
企业走出去常被提及，但提的比较宏观，现在“一带一路”就指出了路径和方法论。文化走出去并不是只是电影、小说走出去，京戏走出去，更主要的是中华民族秉性的走出去。中华民族的秉性世界公认，刻苦耐劳、与人为善、孝顺父母、天人合一。所以企业家在外国生活、工作，就是在外国人面前演一个活电影。
中国企业走出到肯尼亚去，正在修一条由中国设计、中国带头施工的480公里的铁路，叫做蒙内铁路。企业对当地职工的培训周到，培养文化高的优秀分子，教授他们管理铁路、信号、机车、财务，还培养一批专业拖拉机手、启动机手。一个女工人骄傲地说，在中国企业工作就是我骄傲。
这就是中国的正面影响，是中国文化的高明之处。所以，我建议先行企业、大学教授还有地方公共外交协会的理事们多做些贡献，办一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培训班，请先进企业也来当老师。这样，“一带一路”就有了民心基础。
“一带一路”国家的人见到中国人是微笑的，这种微笑是美丽的，是欢迎的。所以，“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要先行，这样才会带来资金沟通、设备沟通、贸易沟通、智库沟通。
作者赵启正，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顾问。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