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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據FT中文網23日報道，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40年，但所帶來的問題也到了無法迴避的程度，存在諸多“政治正確”的無解難題。
特朗普，他其實是美國民眾運用民主機制套向跨國資產階級的韁繩。在此之前，跨國資本已經猶如脫韁的野馬, 駕著全球化的戰車連續狂奔了近40年，在帶來人類社會物質產出大幅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誘發了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下文談及）。
2016年，這個世界開始轉彎，在找到更好的、能夠保證“政治正確”的方法前，特朗普很可能就是這個轉彎期合適的“臨時解決方案”。
2016年開始，這個世界圍繞是否繼續全球化出現了錯亂景象，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出人意料地發生了反全球化運動，這表現為英國的脫歐派獲勝和美國的特朗普總統當選；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中國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成為全球化力量的代言人。由於全球化被批判研究的學者認為是由跨國資產階級主導的、服務於他們在全球實現資本擴張、攫取高額利潤的手段之一，以上現象就顯得詭異錯亂、令人困惑。
個人認為，這些現象的本質是統治世界將近40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2016年終於迎來了西方民主的正面挑戰。用“終於”一詞是因為這本非空穴來風，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學術界已經註意到了這個問題，並發出了“新自由主義面臨危機”的呼聲；2010年後，研究這個問題的很多學術著作陸續出版。可以預見，2017年將是這個問題的又一個研究高潮。
在英美等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中，一直有兩極互相制衡，一是自由，一是民主。商業精英運用市場自由和平等競爭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促進社會效率；普通民眾則運用公民社會組織和民主選舉尋求社會公平。以上兩種社會力量互相制衡，從而使社會達到效率和公平兼顧。這種關系如果用一幅圖畫簡單呈現，就是瘋狂的資本野馬身上套著民主的“韁繩”，這根韁繩在歷史的某些階段可能顯得過緊，但是，下一階段必然會被松一松。換句話說，西方社會在階級力量既鬥爭又妥協的動態平衡中，獲得經濟發展和社會相對的穩定與和諧。
那麽，跨國資本這匹野馬是從什麽時候，又是如何擺脫了民主的束縛的呢？
簡單概括，這個過程於1970年代後期開始，1980年代後期資本贏得絕對勝利， 2000年代跨國資本插上翅膀。要理解這個過程， 需要一些背景陳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總的趨勢來看，自由市場的力量在全球範圍內都受到質疑和遏制。一方面，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如蘇聯、東歐國家及中國都選擇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完全摒棄了自由市場； 另一方面，即使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主張國家乾預經濟、控制自由市場的左派力量也占上風，指導公共政策的經濟哲學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主張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以政府投資刺激需求來解決生產過剩和消費者有效需求不足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其具體政策表現為放鬆貨幣供應、擴大財政投資、擴張國有部門、工會力量加強等。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凱恩斯主義試驗，不但導致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擠占和浪費社會資源，市場自由、市場競爭嚴重不足，工會力量過於強大，社會生產力大幅下降的情況，同時還帶來了巨大的政府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這種情況就相當於前面提到的，套住資本野馬的韁繩過緊，導致市場動能不足，社會生產效率下降。1970年代後期，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凱恩斯主義試驗宣佈破產。
在凱恩斯主義的廢墟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旗幟冉冉升起，自由市場的原則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革命的形式在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重新確立了。新自由主義在各國的版本略有差異， 但其基本原則是相信自由市場的力量，排斥政府乾預經濟，主張私有化、金融化、全球化。撒切爾夫人在英國鐵腕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運動，控制貨幣發行，發展金融部門並壓制過於強勢的工會組織；里根在美國也採取類似的政策，給資本和市場松綁。英美經濟恢復增長，這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為新自由主義贏得了聲望。
在共產主義世界，新自由主義也贏得了勝利，中國1978年開始打破意識形態禁錮，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允許市場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後期，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計劃經濟徹底破產，相繼開始實行市場經濟政策和政治民主化，自此，二戰後對自由市場的懷疑情緒在全世界被滌盪一空，一些學者宣佈“新自由主義取得徹底勝利”。著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甚至認為人類社會將實現“歷史的終結”，即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在這種勝利情緒的鼓舞下，2001年，克林頓的全球化戰略把擁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帶進了全球市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如虎添翼並迅速達到巔峰，資本的觸角獲得跨國界、跨政治制度伸展。
就跨國資本本身而言，其主張全球化的原始驅動力並無新意，仍是馬克思早已參透的資本所共有的追求高額利潤、實現資本積累的原始沖動。與歷史案例的不同之處在於，這個時期跨國資本追逐利潤和資本擴張的全球化運動，不但獲得了金融化和信息化的技術支持，並且贏得了西方政治家、學者和媒體的強大支持，使新自由主義成為世界性霸權話語甚至主流道德規範的一部分，而其對立面——西方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制衡資本的“不同聲音”幾乎被徹底消音。
應該註意到，西方政治家和新自由主義學者倡導全球化的動機與跨國資本不同，其背後的思想支撐是現代化理論。西方研究國家現代化的很多理論家相信，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不只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增長的過程，也是社會新階層出現的過程；新出現的階層——尤其是其中的商業精英和中產階級會成為推動社會政治走向西方式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換言之，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帶來政治的民主化，最終實現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即所有的國家都實現西方式自由民主，這是克林頓團隊推動中國加入WTO的主要動機之一。秉承克林頓的發展思維的奧巴馬在其就職典禮上曾經躊躇滿志，他熱情洋溢地贊揚了“上一輩人擊退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時他居高臨下地喊話“你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只要你們放手，我們就願意幫忙”。
但是，盤點近40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效果，這些政治和學術精英驚訝地發現，世界並沒有按照他們的想象發展。有學者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最大的“惡”在於它引發國家間的“底線競爭”，因為，跨國資本成了超越國家主權的超級權力，他們運用手中的投資“獎勵”了“壞”的政府——即那些對工人的利益和環境、資源保護不足的政府。從理論上，這不但動搖了西方理論家信仰的“經濟發展必須和民主相伴而行”的“不可動搖的信念”，而且導致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承壓”。
奧巴馬離職演說時完全失去了就職時的意氣風發，他無奈地承認了自己的政策失敗，他說，二戰後基於法制、人權、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原則建立的世界秩序目前正在受到挑戰，挑戰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號稱伊斯蘭代言人的狂熱暴力分子”；其次是“外國資本中的獨裁者，（他們）將自由市場、開放的民主政體和公民社會視為威脅他們權力的眼中釘，他們開始挑戰民主秩序……”。
然而，學者和政治家的自我反省力量並不足夠強大，真正推動反全球化的力量——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特朗普當選的決定力量，都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利益受損的下層民眾。對英美等發達國家的草根階層尤其是製造業工人而言，新自由主義政策消解了他們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與本國資本長期鬥爭的成果，打破了西方社會階級力量原有的動態平衡，將他們置於和發展中國家農民工的強烈競爭壓力之下。不僅如此，在發達國家內部，全球化政策帶來的移民和難民也受到精英階層的歡迎，很大程度上因為他們往往比本土勞動者更願意接受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低的工資。
不管從資本外移還是從勞動力內移的角度，新自由主義支撐的全球化顯然已經成為西方社會資本規訓勞動者的利器，這使得西方的工會失去了和資本的議價能力。同時，由於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市場原則在過去的40年裡，已經成為世界霸權話語和主流道德意識，獲得幾乎各個黨派的認同，民主也就由此失去了對資本的制衡能力，比如在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仍然執行了保守黨撒切爾夫人的改革路線。
2016年，這種沉悶而無奈的狀況出現了轉機：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同意就脫歐事宜舉行公投；美國政治素人特朗普黑馬突現代表底層發聲。這像是上帝賜予的偶然契機，讓權力重新回到了沉默的民眾手中，於是，英美勞動者反資本規訓的運動以民主選舉的形式展開，並出乎預料地雙雙險勝。
實際上，雖然沒有被社會主流傾聽，西方學者已經對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勞動市場中資本的過度強勢提出了警告，多個研究報告表明，過度勞動已經成為自由市場的“流行病”，這影響到了西方社會所珍視的家庭價值和工人家庭孩子的健康成長，英國社會態度報告研究表明，82%的受訪者無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多個年齡段的孩子的孤獨感上升，這令學界重新提出市場的道德問題和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問題。
中國民眾並沒有發出反全球化的聲音，但我們不能無視一個殘酷的現實：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是被最弱勢的群體——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默默吸收和吞咽了。中國2.77億農民工與涌入西方國家的移民和難民一樣，充當了跨國企業規訓母國工人的棋子，但西方國家的移民和難民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可享有和所在國公民同等的權力（包括醫療保健、子女教育），而中國的城市居民卻並沒有像西方國家公民一樣和農民工共擔經濟發展的副作用，農民工的孩子不享有在城市的平等教育權。因此，農民工的苦難是雙重和跨代際的，除了過度工作的疲憊、傷痛和極度低廉的勞動報酬，幾乎摧毀了這一代農民工自身的生命價值（富士康工人的14連跳是這種狀況的詮釋），在他們的身後還留下相當於整個英國人口總數6000多萬的留守兒童和無數殘缺的家庭，如此龐大的缺失健全童年的群體對中國未來社會形態的影響是目前無法估量的。另外，中國的環境和資源的承受力也幾乎達到了極限，污染，特別是霧霾已經威脅到了人的生存。
不可否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盛行的這近40年，世界經濟總的發展速度可以與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任何時期媲美，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但是，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也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程度，而且個個都是在當前“政治正確”的框架下無解的難題。言行簡單粗暴的特朗普當然不是最佳方案，他代言利益受損的下層民眾的誠意也還需要時間觀察，然而在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前，他或許就是合適的替代方案。但是，可以肯定，華爾街的金融資本及在過去40年變得更為富有和強大的跨國資本等反對力量不會讓他好過，讓我們拭目以待。（亞太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