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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金融科技发展潮流与疫情催化下，中国版 “监管沙盒”加速推进与落地。
自北京在2020年1月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伊始，8个月内试点城市两度扩容，4月新增上海、重庆、深圳、河北雄安新区、杭州、苏州，成都、广州也于7月加入队列。
截至目前，9城均已发布试点项目名单，合计达70个创新应用。其中，北京已于2020年12月25日发布第三批试点名单，共有22项，在数量上独占鳌头。其余城市中，上海发布两批共13项。成都有6项，重庆、杭州、苏州、雄安新区、广州均为5项，深圳有4项。
回顾2020年，若以当前发布的70个试点项目为鉴，未来的“监管沙盒”发展方向可能是什么？又能从当前的试点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近半涉及“普惠金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最热门
由于北京第一批试点项目未区分金融服务与科技产品，从北京第二批试点项目算起的64个产品的类型，雄安新区将金融服务外的产品类型称为技术产品，这里也归为科技产品。按此计算，金融服务有33项，科技产品有31项。
大部分的试点地区，其金融科技和科技产品数量相近。例如，北京第2、3批试点项目中，金融服务与科技产品比例是5：6，上海是6：7，深圳是2：2，重庆是3：2，杭州是2：3，雄安新区是3：2，成都是3：3。
值得注意的是，苏州金融服务产品只有1项，科技产品有4项，广州则5项全部为金融服务产品。
不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此前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不论是金融服务产品还是科技产品，其最终落地方向都没有脱离金融服务。
西南财大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指出，当前监管沙盒的应用场景多为供应链金融项目，针对小微等普惠客群。
根据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70个试点项目中有34个涉及“普惠金融”、“小微企业”或“农业”。
试点项目类型基本囊括了金融科技的前沿技术与最新应用。毕马威11月发布的《中国“监管沙盒”创新与实践启示录》研究报告将入盒项目分为六类：数字化信贷，支付，创新银行，底层技术，证券、财富与资本市场，保险科技。
在技术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银行业及相关产业应用度最广的几项技术最为热门。其中有50个项目提及大数据技术，提及人工智能、机器识别、语音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范畴的项目达42项，涉及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的项目有26项，云计算、5G、自动驾驶、物联网等技术也屡次上榜。
毕马威认为，随着未来更多技术发展到应用阶段，金融科技创新的重点行业可能迁移，入盒项目的技术要素分布形态也会逐渐产生变化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孙扬指出，可以向金融运营后端发展，尝试金融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提升金融机构运营的效率，提升金融员工的幸福感。可以探索金融和机器视觉、卫星、物联网传感器的结合，“现在小微企业风控明显有从线上向线下走的趋势，希望金融科技企业帮助金融机构加速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小微风控体系。”
“还可以探索区块链和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和跨境清结算的应用，让区块链走出去，通过先进技术进入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竞争序列。”孙扬说。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峰则指出，在当前的试点阶段，入盒测试项目大多属于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例如信贷、供应链金融和支付等方面的改进，仅限于提升金融服务，在金融服务业务模式方面的创新不足。建议多鼓励金融业务模式创新，结合先进的技术和流程，推动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
试点地区具备产业优势，北京三批名单“侧重点发生变化”
毕马威认为，被选为试点的城市（地区）除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和科技创新水平外，配套政策及实施方案也极为到位。主要体现在：具备产业优势，金融市场发达，拥有充足的科技资源；具备良好的政策和配套服务空间，不断推进创造金融科技应用场景。
“目前试点的9个地区都有一定的科技产业基础，并具备一定规模的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聚集，所处的地区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京津翼、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地区），且有几处为央行数字货币测试的区域。”李峰表示。
北京作为率先开启“监管沙盒”的城市，已发布了三批试点名单。
“项目内容上看，从初期的主要是贷款相关项目到更为宽泛一些的服务和技术验证项目。”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王志诚表示。
李峰也指出，第一批主要以银行数字信贷类产品为主，全部由持牌金融机构申请，并且均为银行类机构（含银联），第二、第三批则逐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持牌金融机构（银行、保险、支付等）和科技企业合作，应用场景也逐步扩大。从技术角度看，区块链技术占比逐批次增加，第一批1家，第二批2家，第三批4家。
孙扬表示，第一批具有比较明显的智能金融特征，第二批具有很明显的抗疫基因，第三批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特征比较明显，很明显是通过区块链和物联网促进金融和产业链互联网的融合，打造产业链金融战略很明显，比如区块链国家电投供应链金融平台，光信通区块链产业金融服务平台等，“侧重点很明显发生了变化。”
张晓燕此前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北京试点应用偏向通用技术创新，上海试点应用偏向产业规划，深圳公布的首批创新产品则偏向于非常具体的金融业务服务。
她认为，北京的金融科技资源非常丰富，除金融监管资源优势外，有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和金融科技子公司，又有一批国内外知名大型科技和互联网公司，更有一批细分领域的初创公司，因此，北京试点应用申报多是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或互联网企业。
对于上海，张晓燕认为上海1月发布的《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提出5年内上海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因此，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探索对于上海创新金融科技监管方式至关重要，能够服务于上海的政策和产业规划。
而深圳公布的首批创新产品则偏向于非常具体的金融业务服务。首批4个试点应用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点及地域优势，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城市，其创新应用服务于独特的城市定位，例如基于区块链技术做境外人士薪酬验证。
孙扬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北京侧重于AI和区块链，深圳、雄安新区、苏州重点是数字人民币的试点，重庆侧重于风控技术对于小微金融科技和农村金融促进，上海侧重于基于区块链和大数据的产业链金融风控技术促进金融和产业链和数字政务的融合，杭州侧重于大数据、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杭州电商大数据比较发达；广州侧重于跨境金融服务安全和小微金融风控，广东外贸金融服务较多，制造业的小微企业也较多。
李峰也提到，目前，各地选择的项目也主要根据当地不同的城市定位及产业基础相关，例如北京偏基础科技类应用比较多，上海则更偏重区块链，深圳外向型科技应用特色明显，而成都、重庆等地方特色则比较鲜明（如服务于小微、三农），苏州则侧重服务于长三角地区。
试点地区“可助力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扩容可考虑“二三线”、“三四线”城市
未来，监管沙盒还将继续推进。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认为，一方面，试点范围将不断增加，试点城市通过“以点带面”辐射到周边地区，共同打造区域内金融科技事业的繁荣经济圈。另一方面，试点批次将逐步提速，在各地试水创新项目试点后，其申请流程、评判方式等将不断被总结及优化，试点批次亦将伴随着工作效率的提升而产生加速。
毕马威建议，对于已经具备良好的金融及科技基础，并已经在“监管沙盒”试点运作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及资源的大型及特大城市，可以此为抓手推动金融创新化发展，规范金融场景建设、提升支付市场体系的竞争力，从政策、项目层面积极参与、助力央行数字人民币在各个场景应用的试点任务。
孙扬则提出：一要考虑小微企业客户的获得感，感知强不强作为评价依据之一，不能只是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试点，要了解客户对于试点的感觉；二要促进金融和场景、产业链的融合，这一直是金融行业的大问题，监管可以鼓励金融机构通过物联网、生物识别和AI等金融科技加深和产业链的融合，并促进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促进金融真正的覆盖产业链金融的全链条。
但李峰认为，短期内暂不宜扩围。须在观察目前9地区监管沙盒测试的结果基础上，总结经验和得失，将来再将已有成果推广到其他城市。在选择试点城市时，需考虑当地的科技发展状况和产业特点，稳扎稳打，有序推进。
下一批试点城市谁会入列？
孙扬认为，可以选择一些二线城市，选择一些中小银行作为试点对象。比如山东青岛，可以看看金融科技在港口贸易生态的应用，比如吉林长春，可以做金融科技在农产品溯源的应用，比如南京，可以围绕一些大型核心平台企业，探索物联网金融和区块链供应链金融。
“二线甚至三线城市，金融不如一线发达，但是产业链生态也比较活跃，是金融和产业链结合的薄弱点，金融科技在这些地方监管沙盒试点，有助于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他说。
陈文建议，考虑到普惠金融的主要薄弱点仍在于金融覆盖面不足的地区，后一步试点应当考虑针对三四线城市的普惠金融需求甚至县域经济体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只有在三四线城市能够有效落地的金融科技才能真正支撑起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
目前，海南和湖南均提出要推动监管沙盒模式。
12月8日，据海南日报报道，《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应用试点，培育打造“区块链+金融”产业集群，推动“监管沙盒”试点落地。
10月27日，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官网，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印发《湖南省区块链发展总体规划（2020—2025年）》的通知，提出在监管上，湖南省将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沙盒”模式。以区块链产业园区为试点，建立容错机制和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营造宽松开放的市场准入环境和监管环境，推进试点项目建设。
王志诚称，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应该推广到所有的省会和单列市比较公平合理。因为各地的经济机构和特色差异还是比较大，如果不能推广而局限目前的地区对地域经济的发展不公平。
“给予更多非持牌机构的参与机会”
根据已发布的试点项目名单，参与试点的主体有四大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传统持牌金融机构，也有携程、百度、腾讯、小米、京东等互联网巨头旗下的科技公司以及其他科技型企业。70个项目中有34个项目由纯金融机构参与，其余36个项目由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联合进行申报与业务开发，两种类型各占一半左右。
毕马威中国认为，这源于目前主流技术如大数据、AI技术、区块链等对于银行业有较高的适用度，并且银行所积累的大量数据资源和业务场景也丰富了技术应用的素材和案例，在现有阶段，银行业已成为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行业，并且带动相关的支付企业共同推广科技类产品及服务。
张晓燕认为：“互联网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有利于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推动信贷等传统金融服务转型升级。”
毕马威中国判断，尽管当前参与试点的非金融机构数量远小于金融机构数量，但市场上科技企业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未来各金融机构在加强自身创新开发能力的同时，也将加快与外部科技企业或同生态环境企业互相合作、学习的进程，从而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尽快实现相关技术的迭代。
王志诚指出，从北京的三批“监管沙盒”试点名单看，参与主体机构最初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现在科技公司为主体的项目占比逐步增加。
“同时目前采用的都是持牌金融机构参与的活动，应该给予更多非持牌机构的参与机会，各地应该给予公平竞技和因地制宜的尝试。”他说。
李峰也建议，需扩大参与主体范围，金融机构除了银行外，逐步扩大保险、证券、交易所等其他金融行业相关机构的参与度，并提升科技企业（包括中小科创类企业）的参与力度。目前科技企业必须与金融机构合作才能得到申请项目，未来可考虑满足一定条件科技企业的独立申请项目。
他还表示：“保持竞争中性，除了已有的持牌金融机构和大型科技公司外，鼓励民营、初创企业以及外资机构也参与进来。鼓励更多独创性而非冗余重复性的创新项目。”
或可增强透明度，“审慎监管”，实施宽进严出
“如果可以将一些项目的效果数据可以通过权威的网站发布就好了，这样可以看到哪些项目实验的比较好，比较受欢迎，这也会激励参与试点的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案例，认真做试点，将项目做大做好。”孙扬说。
王志诚则在监管沙盒的准出环节提出了建议。
王志诚说：“应该实施的是宽进严出，有比较严格的淘汰机制，对进入条件应该大幅放宽才有利于创新，真正的创新在早期往往存在很多瑕疵而不容易得到监管认可，所以才需要使用监管沙盒。对项目的出口应该严格把控，应该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反馈声音。”
12月16日至18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这或许为未来“监管沙盒”试点指明了方向。
“基于金融科技的创新必须充分识别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充足的风险应对手段。实际上是要求监管沙盒必须做好，做实。”孙扬说。
从监管层面看，李峰建议，需要从“以技术示范驱动创新”与“以信息穿透和保护控制金融与技术风险”为两大重点，在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重视风险控制。
他表示，未来，政府不仅要强化与企业的业务沟通，还需要大力发展监管科技，通过对ABCD等新兴技术的运用和监管创新来应对监管沙盒测试流程，防范金融科技风险。把试点评估的效果和行业准入、监管规则的完善紧密联系起来。
李峰还提到：“目前的监管主体主要是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建议未来需要其他监管部门（如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的共同参与和协调合作，建议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未来出台数字化金融监管制度积累经验。”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