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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海波和主管技师李恒结束14天的隔离休整返回医院，受到医院领导和同事们的热烈欢迎。
在武汉的42天里，吴海波和李恒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临床医学院院长卞修武的带领下，与多家医院的同行专家一起，奋战在武汉火神山医院临时组建的病理科“红区”以及中部战区总医院，参与完成了目前已知的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尸检病理工作，为总结新冠肺炎病理特征和诊断共识做出了积极贡献。
2月28日，吴海波和李恒两人抵达武汉。吴海波擅长病理诊断和科学研究，2019年被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评为“杰出青年病理医师”。李恒病理技术娴熟，曾担任中国科大附一院医院南区病理科免疫组化室组长。
李恒在武汉的工作照，他身后是火神山医院临时病理科。 黄歆 摄
目前，对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学机制还不十分明确，临床诊断也缺乏形态学依据，这些都需要通过解剖和尸检病理才能一一知晓。吴海波说，尸体解剖是疑难和新发疾病诊断与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方法，也是“最后诊断”方法。
2月29日，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两人与陆军军医大学团队5名病理专家一同抵达火神山医院。
此时的火神山医院病理科只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由多家医院病理人临时组成的团队“白手起家”，迅速在“红区”筹建病理科。
由于病理科就设在隔离病房旁，属于污染区，所有的仪器设备厂家都无法提供搬运和安装服务，只能靠队员自己干。李恒说：“我们既是医生、技术人员，又是勤杂工、保洁员。”
仪器设备很重，大家都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搬运和安装难度很大。队员们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一天半的整理、搬运、测试、打扫，终于按照国家规定完成火神山医院病理科的筹建。
为开展后续实验需要，器官组织在用福尔马林固定后，会运到中部战区总医院病理科进行脱水、包埋、切片等病理处理流程。制成的切片会进行HE染色和免疫组化染色观察，包埋在蜡块内的组织可以提取RNA做PCR检测病毒核酸。“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弄清新冠患者肺部及其它脏器的病理改变，研究其发病机制，为临床下一步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吴海波说。
根据安排，吴海波主要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遗体的搬运、病理取材、病理诊断和相关数据分析，李恒负责新冠肺炎去世患者的病理取材、标本的前处理以及各种病理技术工作。
吴海波介绍，传染病遗体解剖工作具有“脏、累、险、严、慎、隐”等特点。“我们进入火神山病理科工作必须穿着三级防护装备进入，严格防控病毒的污染和传播。”
42天时间里，两人辗转工作在火神山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以及武汉的各大医院。特别是在火神山医院，穿上多层防护装备，每天工作4至6小时，难度也是两人之前难以想象的。
4月23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海波和主管技师李恒结束14天的隔离休整返回医院。 黄歆 摄
和隔离病房救治新冠患者的医护人员一样，吴海波和李恒也需要面对穿脱防护服、适应防护服的种种生理挑战。
“护目镜会经常有雾气，看不清东西，取材要用刀切组织。”李恒说，会担心切到手感染病毒，只能等雾气散掉一点，或者凑近了再取材。
由于遗体捐献的特殊性，病理科队员们经常凌晨两三点接到通知去各定点医院接收捐献的患者遗体。团队成员基本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
李恒说，夜间加班处理标本是常态，经他手处理的标本相当于一家县级三甲医院一年4至5个人的工作量。42天里，两人共参与完成万余份病理切片和相关病理分析工作。
进入ICU隔离病房搬运患者遗体，39岁的吴海波经历了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他说：“虽然气氛凝重，心情也很沉重，但更多的是被捐献者和家属的大爱深深感动，也真切感受到隔离病房前线医务人员的不容易。”搬运遗体前，病理科医生都会和管床医护人员一起向患者遗体鞠躬默哀。
吴海波在武汉期间工作照片。 黄歆 摄
据了解，在武汉期间，卞修武院士带领团队共完成系统尸检27例、微创尸检(穿刺)13例，完成了全球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尸检病理工作，建立起了目前已知的全球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
通过总结前期尸检结果，卞修武院士牵头开展的新冠肺炎病理改变相关研究内容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为新冠肺炎临床救治和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武汉回来隔离的14天里，吴海波和李恒并没有太多时间休整，而是继续整理尸检病理相关数据，继续参与团队的相关研究。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