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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上旬，美国环保署以不合法为理由，宣布废除奥巴马政府于2015年推出的《清洁电力计划》，由此引发了国内外的更多争议。对中国而言，观察此类事件无疑有利于我们透视问题与趋势，进而为自身兴利除弊提供借鉴。
来看事件争议点：美国国内支持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的人士主要来自煤炭行业，或者是对减碳事业抱以反对态度的人士。他们欢呼特朗普总统终于结束了奥巴马的错误政策，此举不仅有利于煤炭等产业的复兴，也将大大减轻美国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义务，有利于维护美国自己的利益。
反对者则尤为愤怒，他们极力谴责特朗普政府无视全球变暖的事实，煤炭产业的复兴将继续伤害儿童及公众的健康，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了反对联邦的行列，甚至扬言要在联邦法院起诉环保署。
这些深入争论背后反映的问题很多，也是当前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美国社会减排观念与国际主流步调不一
尽管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都承认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也认为这与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有关，但在美国，这却是一个存有极大争议的社会观念问题。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普通民众当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人，绝非少数。
总体而言，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不接受这个观念。这种观念上的对峙直接造成了美国政府对于减排问题的态度朝令夕改，因人而异，以致成为一个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
克林顿政府曾较为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程中来，小布什上任伊始，却对“全球变暖”概念提出质疑，并且以此为重要理由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机制。
2001年3月，布什政府就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为由，宣布退出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的《京都议定书》，直接导致多个发达国家效仿退出或减排力度打折扣。（盖帝图像）
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就曾试图推动碳排放限额交易法案，被参议院否决，在第二任期内通过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推出了《清洁电力计划》，然而其结局却是一些行业组织和27个州随即把美国环保署告上法院。201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判决环保署败诉，下令《清洁电力计划》暂缓实施。
因此，原定于2022年才开始生效的《清洁电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奥巴马政府的一场政治表态，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针对反减排人群的政治示威，实际上从未进入执行阶段。而此次特朗普与新任环保署长斯科特·普鲁特（普鲁特是一个态度极为坚决的“全球变暖论”质疑者）宣布废除这个命令，实际上也不过就是顺水推舟，将其正式地扫入了垃圾堆。
美国环保署署长斯科特·普鲁特（《纽约时报》）
油气低价进一步阻碍美国转型发展新能源
对美国社会而言，强调市场自由，则在客观上阻碍了美国的减排事业。面对耗资巨大、未来财报收益并不确定的新能源与节能减排产业项目，私营企业几乎很难有太多动力去予以研发或建设投入。在页岩繁荣、石油与天然气价格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各种相关企业“趋利避害”的特征则更为明显。
对于传统化石能源开采企业而言，对于页岩油气能源的开发已经投入了巨额的研发勘探与设施建设费用，目前正处于企业收回成本并盈利的最佳时期，如果在此时转而投向新能源产业，那对于公司股东利益而言将会是巨大的伤害。
位于美国加州的蒙特雷页岩油气田（路透社）
对于以新能源或节能减排产业作为主营业务的中小型公司而言，市场使得投资者们将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于传统化石能源领域，这些中小型公司想获得巨额的研发资助变得极为困难。
对于普通企业与民众而言，购买价格更为低廉的油气能源毫无疑问是经济利益上最优的选择；市场的力量驱使能源消费者们更乐于选择页岩繁荣带来的价格低廉的石油与天然气，而较少有人愿意购买更为节能环保、但价格更为高昂的能源或产品。
中国能源安全态势要求低碳能源产业发力
与美国等高度成熟的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减排与能源事业面临着特殊而困难的国情。
中国人口众多，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本国能源构成中煤炭占比极高，加之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无力负担过高比例的油气能源，因此不仅整体能源消耗量巨大，能源安全态势严峻，而且碳排放量也高，在国际协议中的减排压力也最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利用能源、限制碳排放问题上所面临的基本国情，差距是很大的，是不可简单同一而论的。
从中国的自身实际来看，中国肯定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毫无节制地消耗油气能源。提倡节能环保，积极发展风电、太阳能等低碳能源产业，不仅仅是为了响应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号召，更是为了中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位于山西大同的全球首座熊猫光伏电站
中国要积极促成能源利用与减排任务的适宜结合，一方面要提高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相对降低这类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要加快开发低碳、无碳能源，既增加能源供应，又不增加碳排放负担。（作者/戚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来源：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