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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弗朗西斯•福山】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由战争、侵略、金融危机还是流行病引起的国家紧急状态，往往都是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时候。当政治体制亟须改革时，它们却被卡住了，制度安排的羁绊不允许它们解决自身问题。要让人们认识到他们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的话，需要巨大的外部冲击，且需要采取非常措施才能摆脱困局。
大萧条时期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1929年，大萧条始于股市崩盘。许多美国人仍然相信赫伯特•胡佛等领导人所信奉的“灵丹妙药”——美国需要财政紧缩和稳健的货币来重启增长——直到1931年爆发银行业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失业率超过20%，还导致全国各地的企业倒闭。直接结果是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席位，这也促使罗斯福新政为美国现代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
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在2020年发生。特朗普努力淡化这场危机，且未能尽早采取保护措施比如扩大检测，导致了大量死亡以及即将到来的经济萧条，其规模堪比1930年代。当国际需要合作应对一场不区分国界的大流行时，美国连表面上的全球领导地位都已放弃。要理性应对这场危机，就得把当前的领导团队换成更负责任、更让人放心的领导，无论是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到那时，长期政策改革的形势可能会明朗起来，比如建立真正的全民医疗体系，改革我们选举制度的不平等，建立新的国际制度来应对未来的危机。
尽管我们可以期望这种乐观情况真的能实现，但有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它不会实现。我们的问题根源于我们所经历的的两种结构性失衡，我曾经在其它场合称之为政治衰败。
第一个失衡是美国的制衡制度。在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中，在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不同级别（联邦、州和地方）之间广泛分配权力。这些对权力的制约使出现暴政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使最日常的决策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的许多制度规定都写入了《宪法》，比如选举团制度。与其他民主宪法相比，我们的规定极难修改。
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这种制衡制度对决策而言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因为第二个失衡，即过去20年出现的高度政治极化，这种制度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极化有许多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政党重组开始，许多白人选民转向共和党，少数族裔进入民主党，而且大城市群和更多农村地区之间开始出现社会分裂。加上我们的政治制衡制度，两极分化已经引发过政治停摆，甚至连年度预算法案在国会无法通过这样的事也会发生。
近年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无法做成一些事反而是好事。许多特朗普总统威胁说要采取的行动，如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或修建他的边境墙，已被法院或国会阻止。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美国联邦制允许加州或纽约州等州州长可以不听命于华盛顿方面领导单独采取行动。
在理想的世界里，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流行本来可以是美国人抛开分歧、团结在旗帜周围的机会，正如“疫情如战争”所比喻的那样。在通过2万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救济法案上，确实有两党合作。但总体而言，这场大流行已经加深了政治极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会更糟。
从一开始对各种事件的诠释上就存在着尖锐的党派分歧。特朗普总统在1月、2月一直试图将疫情的重要性淡化至最低，还声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病毒会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只是呼应了大批保守派评论员，他们谴责媒体制造恐慌，并坚持认为新冠肺炎病毒并不比流感可怕。即使特朗普在三月中旬转而开始严肃对待这种疾病，保守派仍继续攻击像安东尼•福奇这样的公共卫生专家。随着经济的恶化，他们开始主张迅速解除“居家令”、重返工作岗位。自由派持相反的立场，他们强调专业医学知识的必要性，并推动政府加强对扩大检测和医疗物资等事宜的干预。
目前争论的方向转为解除隔离的方式和时间。许多州的保守派已经开始动员起来，抗议他们所在州的封锁令，这让人想起茶党早期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期间逐渐壮大。自由派人士虽然不否认恢复经济的重要性，但倾向于敦促人们继续保持谨慎。特朗普总统的说法发生了巨大转变，有一天他还在说希望各位州长自己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开放他们所在的州；后来又说如果大家觉得规矩太严，鼓励抗议者以实际行动违背他们州长的命令，
关于这种疾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首当其冲就是从长远来看到底要保持多远的社交距离才能把握好疫情防控。在一个不那么极化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对此作出判断。如果没有尽早宣布封锁令——像佛罗里达这样的州，或像瑞典这样的国家，或者参加反对锁措施的集会者大批感染新冠肺炎，那么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政策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反之亦然：如果提前开放的某州或某国，没有出现新增病例突然上升，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犯了过度谨慎的错。
但是，有很多原因说明新证据无法得到公正分析，因为目前党派政治是优先考虑要素。11月即将举行总统大选，无疑会让当前的分歧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之所以消极抗疫主要是担心疫情和经济崩溃会缩窄他的赢面，而民主党人则在其中看到特朗普总统存在巨大脆弱性。两党都有许多人在评判他们到底相信怎样才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但是，这些判断越来越受到另一个掩盖理性解释的因素所影响，那就是文化认同。
有一种人类认知的古朴模式是许多经济学家和改革热忱者普遍认同的：人类凭经验了解这个世界，从中做出推断；在仔细研究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得出偏好和选择。如果人们似乎做出错误的选择——比如他们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或者认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被夸大了——原因是他们在接收不良信息（又称“假新闻”），或者他们受教育程度低，不知如何对他们获取的信息进行批判分析。
这两个问题显然都是大问题。互联网上充斥着不良信息、阴谋论以及试图操纵人们观点的俄罗斯电脑机器人。对网络信息的能力批判分析因年龄而异，年轻人比他们祖父母辈的互联网使用经验更多，对网上所看到的内容更具怀疑精神。
但是人类认知的问题远不止于此。乔纳森•海德（Jonathan Haidt）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说明，人们倾向于首先相信他们喜欢的道德或政治结果，并运用他们的认知技能来捍卫这些立场。这就是文化认同发挥作用的地方：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个事情上的立场不取决于事实，而取决于你认为自己属于红色还是蓝色阵营，而且加入这种身份认同的欲望甚至凌驾于个人健康或安全方面的自身利益之上。在南方工人阶级选民对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反对中，我们已经看到一种较为温和的表现形式，尽管这些人是该方案最大受益者之一。当前它的表现形式则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反对封锁措施的集会。
在这种气氛下，提供更好的事实或倡导更高的媒体素养并不一定能改善决策。事实上有研究表明，党派性很强的人掌握更多事实依据、教育程度更高，这实际上使他们更具党派色彩，因为他们能够调动更多的信息来捍卫他们最初坚信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像Snopes这样的事实核查机构一直在向唱诗班布道，但实际上对那些打心底想相信其它叙事的人影响甚微。
揭示社会行为的因果关系一直都是难点，即使对于拥有高能统计技术的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直到今天，许多保守派人士今天还在争辩说疫情“仅仅”造成数万人死亡，和其它流感的死亡率相当，因为采取封锁措施而造成经济损失并不值得。许多州发现他们不需要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呼吸机，于是正把它们运送到其它行政辖区。公共卫生专家回应说，如果没有采取封锁措施，那么死亡和感染病例数会更高，而各大医院其实已经不堪重负。问题是，你无法证明与当前事实相反的情况，因为有很多其它因素或许也能解释该结果。尤其是，你无法向那些希望以特定方式来诠释结果的忠诚党派人士证明这一点。
有许多理由让我们相信，随着危机的发展，极化会不断加深。美国人担心疫情正迅速转为担心工作。目前来看，情况似乎不会突然回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样子，而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试验、封锁解除和第二波感染。这将促发有关如何解释各州情况的巨大争论。围绕政府在这场大流行中不寻常响应的争论，将从公共卫生层面转向经济层面，包括美联储向经济猛注流动性，承诺向企业和工人予以补贴。有关谁得到帮助、谁得不到帮助，政策制定者将承担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要公平分配资金，这一过程中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至关重要，但这届政府始终都没怎么体现这两个方面。这些都为激烈的党派诉讼和恶意无限期地延续到未来创造了温床。
CNN报道：“特朗普在迎合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并非失去生命的人，而这一策略可能起效。”
公共卫生和经济双重危机的长期后果是无法预见的。“9•11”事件后，没有人预见到中东最终会被彻底改变，也没有人预料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会孕育全球民粹主义。阴谋论在危机前就在美国盛行；随着压力加重、痛苦加深，很容易想象新的政治运动甚至新宗教会因此产生。
由于选民对本届政府的厌倦，民主党完全有可能在11月卷土重来。但是，即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会继承一个屈膝的并沿着身份切割线严重分裂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之前情况不错的时候，特朗普政府累积了自2008年危机以来从未有过的国债水平，现在突然增加了两倍。不仅下届政府，而且下一代，将不得不生活在这一重担之下。民主党的左翼正在考虑大幅增加税收，以支付新的雄心勃勃的社会福利项目，如免除大学学费、全民医疗保险。这些增加的税收现在不得不用于偿还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这一年内发生的负债。
如果你比较一下世界各国在抗击大流行方面取得成功的不同程度，那么有两个因素将显得至关重要。首先是他们可以所能支配的国家能力的程度，这与卫生工作者、应急人员、基础设施和现有资源的数量有关。第二个关键因素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有关。无论是民主还是威权国家，都得依靠高度自觉遵守国家规定。如果它们必须依靠强制执法，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是美国州长需要牢记的。德国和韩国是存在这种信任程度的民主国家，所以它们的表现好过许多邻国。
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拥有巨大的国家能力，即使现在很多国家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不幸的是，它缺乏高度的社会或政治信任。目前占据着整个美国的极化现象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弱点，俄罗斯等对手一直幸灾乐祸地利用着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这种极化在快速加剧。尽管全体美国人面临着共同威胁，但这种极化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即便人们可以想象一年之后情况会变好或变坏，但美国将无法解决其长期问题，除非文化认同的根本分歧以某种方式得到克服。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美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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