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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愿景與行動》的發布，標志著“一帶一路”進入全面實施階段。由于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日益上升的國際地位，這項倡議得到了沿線眾多國家的積極回應，也引發了熱烈的討論。
在“一帶一路”沿線，南亞擁有16億人口，比鄰中國西南周邊，北上與中亞相連，南下接通廣袤的印度洋，正處于“一帶一路”發展路徑之間。雖存在安全等政治風險，但投資機遇巨大，南亞或有可能創造中國周邊戰略的新范式。2013年5月李克強出任國務院總理后首次出訪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時就已經分別提出建設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倡議，這或可視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先聲。
構想推出，智庫先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日前在北京總部召開‘一帶一路’投資挑戰與機遇系列研討會之南亞篇”，與會專家集思廣益，從不同國家主體特征及角度展開分析，探討企業等“走出去”主體在南亞區域的投資風險和機遇。
投資機遇彰顯
與會專家指出，南亞國家人口眾多、經濟基礎較弱，對中國的投資需求大，“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將為中國企業投資南亞創造無限機遇。“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是“貫通”，即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推進中國與鄰國的互聯互通。“中巴經濟走廊”被視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習近平主席訪問巴基斯坦期間，中巴簽訂了總價460億美元的能源和基建項目協議，成為中國在海外國家最大的單筆投資。跨越巴基斯坦的公路、鐵路、天然氣管道等設施建設不僅為國字頭基建中企帶來商機，亦為民營企業“走出去”創造了機遇。“在印度做實業很困難，建議在印度搞旅游產業。”CCG“一帶一路”研究所副所長儲殷認為，發展旅游業是在印度投資的可行選項，其不主張在印度大規模搞基建。“國之親在于民相交。”專家均認為，南亞國家旅游資源豐富，該類投資項目不敏感、不易被拒絕，投資少、風險小、見效快。除印度外，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都是旅游投資的可選之地。“‘一帶一路’絕不僅僅是‘走出去’，關鍵還要引進來。”CCG主任王輝耀認為，應加強與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印度的高等教育質量很高，IT界人才多，微軟、可口可樂、麥肯錫等世界500強企業均引進了大量印度人才，他呼吁有關部門在簽證方面對南亞國家進行一定程度的傾斜，以便引進南亞人才。西南政法大學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主任孫力舟亦表示，巴基斯坦英語人才多，其既了解本國的宗教文化，又熟練掌握西方語言，可助力中企講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西南亞主任王世達表示，斯里蘭卡正大力發展港口經濟和高端裝備制造業，其與中資企業的合作空間較大。
風險保障機制亟待建立
盡管南亞投資需求大，但南亞國家總體屬于政治、宗教風險集中區域，如何防范、規避投資風險是投資南亞的企業最為關注的問題。外交學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駐印度外交官林民旺認為，中國企業投資南亞需有風險保障機制保駕護航。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法政學院副教授王天星表示，政治風險和自然災害無法控制，但市場和法律風險可以預防。如巴基斯坦的法規出臺頻繁，但新的法律法規出臺前的征求意見期間即是企業的緩沖期，企業可根據擬出臺的新法調整經營策略，亦可將企業的關切通過一定的途徑反饋給立法機構。“對外投資的基礎數據非常重要。”王天星表示，注冊、環評、社會保障、工資標準、員工福利成本等投資的基本數據對企業投資至關重要。發達國家的這些數據的收集和獲取渠道已經較為成熟，但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基礎數據則需要智庫、中介機構的努力來建立完善。國防大學國防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劉群亦認為，要充分發揮中介組織的作用，通過風險評估和保險制度等手段來幫助企業規避風險。
針對遭遇不可抗力等風險時的退出機制，孫力舟表示，一是要積極與國外投資、基金機構等合作減少損失。如中水電、三峽水壩等成立的南亞公司投資巴基斯坦的水電工程項目，絲路基金、世界銀行均決定入股，分別持股15%；美國、英國、中東國家資本亦計劃投資該平臺。即使所在國政權更迭，眾多國際投資機構的加入也會使新政權繼續合作的可能性加大。二是轉讓建設經營權即BOT模式。中巴經濟走廊早期收購的項目卡洛特水電站采取的即是BOT模式。建成后30年內建設方可從中獲得收益，之后無償轉讓給巴基斯坦政府。此時投資早收回且無償轉讓可收獲民心，培訓當地技術人員，是良性的退出模式。三是借助當地律師等中介服務機構的力量。孫立舟建議，在南亞可投資公益和盈利兼具的項目，投資額較低，見效較快，亦可降低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