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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利益》智库网站2017年11月6日发布了芬兰国防大学战略学与安全政策讲师吉里·莱塔萨罗撰写的题为《为什么北约不准备挑战俄罗斯？》的文章。现将全文编译如下：
今天，欧洲正在打仗。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多。有1万多人死亡，大约16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北约和欧盟一直对乌克兰的战争感到困惑，因为对于战争的思维定式在后冷战时期一直指导着它们的行动，毕竟大国政治和势力范围应该已经结束了。同样，使用远程大炮、多重火箭发射系统、机械化部队和代理人的长期大规模消耗战，使西方政治家和战略专家感到惊讶。
25年来，西方的战略努力一直集中于出于人道主义目的动用军事力量，在远征条件下实施反恐和打击叛乱的行动。同时，西方已经不再使用机械化作战力量，以及与针对强大敌人发动大规模战争相关的许多其他军事力量和技能。
西方军队深陷海外
可以肯定，西方国家（可以理解为北约成员国）3年来已经调整了对国际安全的看法。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行动迫使北约及其成员国重新集中精力保卫欧洲。这种情况是在将近20年来对保持，就遑论发展欧洲的真正核心的军事实力的彻底忽视和漠不关心之后出现的。而新的思维用以应对这样一些情况，即敌手不是非法的三流政权，在没有任何现代军事力量情况下犯下严重的人道主义罪行。
文章称，危机应对行动，连同稳定行动、人道主义干预、全面的国家建设行动和打击叛乱的行动，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4年曾经在西方军事框架内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2014年，北约组织从阿富汗撤军，俄罗斯使各国感到吃惊，实际上按照其一直在口头上宣扬的逻辑在军事上实践了其政策。截至俄军占领克里米亚时，北约（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欧盟）成员国在构成“新的”西方军事结构的将是什么问题上进行了认真思考。此前，阿富汗战争（2001至今）、伊拉克战争（2003年至今）和利比亚局势（2011年）几乎使所有人相信，在本地区以外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时代即将结束。
在10年前的90年代末，西方国家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来废除冷战时代的军事力量和对战争的看法。正如1999年的北约防务实力倡议所指出：“许多盟国在把大量力量快速部署在本国领土以外或者在远离本土基地的地方，以此长期维持军事行动和军事力量方面能力相对有限。”
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勋爵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这一事实。他在2003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简言之，我们在欧洲和加拿大拥有140多万正规军，加上大约100万的预备役部队。但是，绝大多数部队现在对于我们正在执行的任务来说毫无用处。”
文章称，在北约组织集中力量度过后冷战时代，采取应对危机的行动，并在2001年以后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高强度的作战实力和技能却被忽略。由于防务预算不断减少，所以欧洲国家依靠较小的、经费不足的武装力量所能具备的军事实力也较弱。1999年以后，我们所目睹的包括布拉格承诺、智慧防御倡议和互联互通力量倡议等。其中没有任何一项——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倡议产生涉及整个联盟的、大规模的、高强度的，并且是欧洲许多国家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梦想的作战实力。
“大战”卷土重来
到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半岛时，大多数西方国家所考虑的是在防务问题上如何编造一种新的理论，使西方国家公民相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国防仍是重要的。俄罗斯的行动为西方军事活动提供了编造新理论的依据。但不利的一面却是，新的实力花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形成。克里米亚之后的军事紧张局势，甚至可能与俄罗斯发生的军事冲突，将由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所剩无几的武装力量来应对。
从北约是否还能发挥作用的观点来看，俄罗斯在乌克兰以可怕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按照冷战逻辑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旧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北约联盟及其成员国可以重新界定国际安全方针，并具体地重新界定军事安全方针。因此在考虑到阿富汗战争等等的不良影响情况下，由于在乌克兰发生的传统消耗式军事冲突激烈进行，所以外部和内部的条件都有利于北约成员国就其组织定位重新进行谈判，并恢复“军事防御力量和打硬仗”方面的能力。北约卷土重来，但其势头并非十分迅猛。
以北约组织的华沙峰会公报为例。可以肯定在公报中，北约联盟成员国表示决心并且愿意提升华盛顿条约第5条的重要性。依据在2014年的威尔士峰会上已经选择的路径。该公报还强调要采取新的行动保卫北约联盟的领土。然而，这项工作却是在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包括俄罗斯和中东以及北非的恐怖主义组织崛起的背景下完成的。正是在这方面，北约联盟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最为明显。北约联盟成员国最终把全球恐怖主义（在地区背景下）暗藏的威胁，定位为以其行动挑战西方国际安全理念的一个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军事组织。
虽然全球恐怖主义可能需要不时地在本地区以外动用军事力量来应对，但并不可以自然而然地由此得出结论，即条约第5条和集体防御原则是把这场斗争说成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最有用的解释工具。西方国家在依据执法框架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拥有数十年的宝贵经验。全球化的恐怖主义，就连最残暴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内，也不足以对欧洲或欧洲民族国家的生存的威胁。诚然在欧洲，一种观点认为，恐怖主义威胁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峻。然而，统计数字显示，欧洲的恐怖主义袭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要比以往几十年低，起码不高。
虽然不言而喻的是，欧洲各国人民需要得到保护，免遭各种恐怖主义组织，甚至个别恐怖分子的伤害，但在“9·11事件”发生后是“全球反恐战争”中，恐怖主义威胁的军事化并没有得逞。事实上人们一直认为，2001年发动的反恐战争使世界上的极端主义暴力和恐怖活动加剧。对于把基于当代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当作防务问题和北约组织议程中的一种威胁的现有思维，都应该加以认真研究和反思。恐怖主义真的是一种军事威胁吗？恐怖主义在军事领域中能否被打败？
北约天生反俄？
虽然俄罗斯为北约组织提供了“新的”存在理由，但扩大后的北约联盟内部的动态关系一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由29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组织，是与冷战时代由12到16个成员国组成的、具有明确的和现存的威胁的北约组织截然不同的“动物”。尽管俄罗斯以其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国的行动挑战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西方的）安全秩序，但29个北约国家在协调一致地分析当代安全环境或者制定集体政策应对这一挑战方面却遇到困难。
一个由12个成员国组成的联盟与由将近30个成员国组成的联盟相比，其内部的协调一致具有不同的逻辑。这种情况在2015年春皮尤研究中心对11个北约成员国（9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所做的调查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调查报告指出：“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才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如果俄罗斯进攻北约组织其他成员国，他们的国家就应该采取军事行动（分别占56%和53%）。德国人（占58%）最有可能表示，他们的国家不应该动用武力。”
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对国际组织的单边主义的态度被提到了首要位置。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北约组织和欧盟早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前很久就见证了这种利己的单边主义的不断增强。成员国并非仅仅应对共同的（或者集体的）安全威胁，而是显示出一种“我能从中得到什么”的态度。应对移民的流动、打击恐怖主义和建立大国地位等目标，与传统威慑和联盟领土抵御大规模入侵的集体防务需求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
第5条（针对强大敌手）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被摆在次要位置，因为北约组织正在重新安排其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存在理由。由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严重的军事紧张局势，所以欧洲各国发现自己缺乏可靠的作战能力。许多国家甚至不愿意开发和部署这种能力。财政紧缩和节省措施与恢复失去的能力的努力并不一致。此外，形成新的实力也会花费大约10年时间。无论北约成员国在未来几年决定如何行事，都会对21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初的欧洲安全产生实际影响。
组织的政治斗争
几十年来，两个核心西方组织——北约组织和欧盟——创造了自己的行为逻辑。而两个组织所选择的政策的成败，按照这种逻辑得到评估和褒贬。民族国家能够比较容易地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所获成功的程度界定这种利益，评估政策的成败。然而在欧盟和北约组织内部，在需要谋求实现什么共同目标，以及哪些方法适合于采用的问题上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同时，这些国家却纷纷谋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很好界定的、在许多情况下相互矛盾的利益。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北约组织或欧盟框架内的成功可能是由制定充分协调一致的政策的能力所决定，以免被大多数观察家和利益攸关方评估为失败，或者仅仅装饰门面而已。因此，只有在大约20个国家能够赞同的某个问题的共同的立场情况下，才会取得成功。
正是北约组织和欧盟的性质解释了上述“非最优逻辑”。按照这一逻辑，政策的作用和成败得到评估。欧盟和北约组织都是29个成员国就集体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和展开竞争的论坛。这些成员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传统截然不同，就遑论其具有很大差异的地缘战略立场了。除了这些差异之外，欧盟和北约组织也都是具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例行公事的办事方法的组织。
多年来，这两个机构的组织结构随着新机构的建立而扩大。甚至在采取了一些组织清理行动之后，北约组织和欧盟内部的办事方法也都是不灵活的。相反，我们却很容易发现一种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僵化症。这种病症使日常工作僵化，阻碍了有利于进步的新思想的采纳。通过达成共识制定决策为彼此对应的政治交往和认真的讨价还价打开大门。这也使北约联盟（以及欧盟）范围内的决策工作方面的零和博弈方针成为可能，因为每个成员国都试图在所有可能情况下推进本国的利益。
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俄罗斯正在欧洲和更大范围的中东地区挑战西方。北约组织应当恢复集体防务的要素。现在，北约联盟成员国应该把自己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现在是恢复防务政策中的大规模战争概念，并消除冷战结束后的25年中北约组织在需要完成的工作方面所积累的冗余的时候了。
（来源：参考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