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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晋
7月9日，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周末，各大媒体纷纷发出快讯：伊拉克总理兼武装力量总司令海德尔·阿巴迪宣布，政府军在摩苏尔战役中取得胜利。
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第一个主要城市。阿巴迪的这条消息意味着，随着在摩苏尔的完全败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控制区域也仅仅剩下了伊拉克西部的沙漠与乡村地区。
“摩苏尔”在阿拉伯语中意指“交通要地”，也被誉为“天堂”“绿洲”“北方珍珠”，历史上摩苏尔也确实是各个文明的重要交融场所。伊斯兰文明兴起之后，摩苏尔更是被誉为“贯通东西”的交通重镇。
被炸毁的大努里清真寺
摩苏尔城内历史古迹不可计数，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导人在2014年宣布“建国”的大努里清真寺，就是由12世纪控制今天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的赞吉王朝所兴建，而曾为赞吉王朝臣子的萨拉丁，后来成功地从十字军手中收复了圣城耶路撒冷。
因此对于从伊斯兰历史寻求合法性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而言，摩苏尔的意义不仅是一座伊拉克北方大城市，更是其树立“伊斯兰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所以摩苏尔被收复，也就意味着“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合法性受到了重大挑战。随着伊拉克政府军和支持政府的伊拉克各路民兵武装在战场上的不断推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被彻底清除似乎指日可待，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未来将会“一片光明”，而伊拉克真正的挑战，似乎才刚刚开始。
重建的钱从哪儿来？
在欢庆军事胜利的背后，伊拉克首要考虑的议题就是“战后重建”。根据伊拉克的官方数据，在过去三年的战争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给伊拉克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60亿美元，这些损失主要包括过去多年里“伊斯兰国”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对伊拉克境内基础设施和其他政府设施袭击所造成的损失。
除了直接的360亿美元损失之外，伊拉克规划部长萨勒曼·阿尔·祖买里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拉克重建总共需要大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这其中不仅包括修复被战火损毁的基础设施，还要包括难民安置、伤员救治、城市重建和发展等方面。
无论是360亿美元还是1000亿美元，对于当前面临巨大财政赤字的伊拉克来说，仅凭自己的力量显然无法筹集。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石油价格长期走低的背景下，伊拉克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
因此伊拉克需要借助国际力量来帮助筹集这笔巨款。在传统上，伊拉克的“大金主”是海外国家尤其是沙特、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国。但是在当前海湾国家内部分歧严重的背景下，出于教派背景和政治现实的考虑，伊拉克不得不在海湾纷争中对于伊朗“暧昧不清”的卡塔尔表示支持。
无论是伊拉克领导层普遍的什叶派背景（比如“伊拉克全国联盟”），还是伊朗在伊拉克境内事实上的影响力（比如伊拉克前总理马利基就曾经说过，在伊拉克，伊朗大使的影响力甚至高于美国总统）。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拉克恐怕很难通过国际会议的形式来筹集到来自于传统海湾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的资金来进行战后重建。
如果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那么可能意味着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来之不易的胜利局面，很可能会被动荡不安的国内局势所淹没。
毕竟要知道在去年年初，伊拉克国内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民众运动，要求阿巴迪政府下台，民众不满的原因除了安全形势长期未有改变之外，还包括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政治腐败严重，而这些的根本就是伊拉克社会发展停滞，这样的局面既是由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影响，也是由于伊拉克2003年战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裂痕的影响。
伊拉克的重建问题更与伊拉克2003年以来国内社会发展不均衡息息相关，比如在伊拉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的西部逊尼派省份安巴尔省，民众贫困率达到41%，而这一比率远高于南部什叶派的20%和北部库尔德人的15%，经济发展不均衡也实际上成为了“伊斯兰国”能够在安巴尔省兴起并以此作为伊拉克“大本营”的重要条件。
因此如果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无法顺利开展，那么很可能会点燃伊拉克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新一轮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恐怕在所难免。
不听指挥的“什叶派民兵”
除了伊拉克缺乏政治重建资金以外，另一个在当下非常敏感的议题就是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军”未来的地位。作为一支由什叶派人员为主的武装，“人民动员军”组建于2014年，当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肆虐，而负责伊拉克国内安全的伊拉克政府军孱弱不堪，指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了伊拉克东部传统的什叶派省份。
在此情况下，伊拉克什叶派重要精神领袖西斯塔尼发布宗教法令（法特瓦），号召什叶派武装人员组成军队，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随后数年中，“人民动员军”在伊拉克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成功阻止了该极端组织对伊拉克中部和东部的进攻，还帮助政府军发动反击，并将自己的作战范围扩大到北部和西部，兵锋直指伊拉克—叙利亚边境。
但是，随着控制地域范围的扩大，“人民动员军”成为了伊拉克逊尼派、中央政府和北方库尔德自治区的担忧。
作为一支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军”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伊拉克政府武装之外，其组织基础一方面基于西斯塔尼通过宗教法令而赋予“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其组织结构则根植于伊朗的影响。
尤其是“人民动员军”各个分支机构的领导人，几乎都有着伊朗学习和生活背景，其后勤补给、训练指挥等都得到了来自于伊朗的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甚至还以“人民动员军”的名义直接参战。
“请神容易送神难”，未来如何处理与这支部队的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伊拉克内部的政治稳定。
而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陷入颓势，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军”的解散似乎也“顺理成章”。
但是从近期的一系列进展来看，“人民动员军”似乎要形成一个独立于伊拉克政府武装力量之外的军事团体。
一些人民动员军高层如其发言人哈希姆·阿尔·穆萨维就在近日表示，人民动员军下属派别成立了“戈兰解放旅”（以叙利亚-以色列争议地区戈兰高地命名），并称如果土耳其拒绝撤离在摩苏尔北部的驻军，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被击败后，“人民动员军”将会直接向土耳其军队发动进攻，将其“驱逐出境”。
而在6月份，人民动员军的秘书长谢赫·阿克拉姆·阿尔·卡埃比更是表示，“人民动员军”不可能成为伊拉克政府的“玩物”，“不会说让解散就解散”。
伊拉克什叶派精神领袖西斯塔尼
尽管很多分析认为，凭借在伊拉克什叶派的威望，如果西斯塔尼发布命令要求“人民动员军”解散，那么“人民动员军”不敢不从。
但是事实上在人民动员军内部，一些高级指挥官甚至直接听命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而一些人民动员军下属的军事派别，则派出自己的武装人员进入叙利亚，帮助叙利亚政府军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作战，这些行为并没有得到西斯塔尼的授权。
此外，如果考虑到西斯塔尼年事已高，且长期与伊朗关系并不算完全融洽，那么未来“人民动员军”很可能会成为伊拉克的“黎巴嫩真主党”。
“人民动员军”“独立”的威胁性，在于将可能冲击伊拉克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政治和社会平衡。当前伊拉克政府军、什叶派民兵、库尔德民兵和逊尼派武装之所以能够维持相对的“和睦”，在于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
而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式微，原本割裂伊拉克国内政治平衡的诸多矛盾又将显现。
比如在伊拉克高层内部，阿巴迪仍然面临来自其他什叶派政治力量的挑战。前总理马利基也高呼“拉卡（叙利亚）我们来了；阿勒颇（叙利亚）我们来了；也门，我们来了”这样的口号，力图在未来伊拉克局势中“浑水摸鱼”；而“人民动员军”如果持续存在且施加影响力，那么将会成为独立于伊拉克政府军之外的武装力量，势必刺激西部的伊拉克逊尼派，增大逊尼派对于什叶派的不信任感，造成伊拉克社会的更大分裂。
伊拉克库尔德人分裂？
另外一个更加敏感和棘手的问题，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独立问题。伊拉克国家建立以来，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微妙。在2003年萨达姆政府被推翻之后，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开始蓬勃发展。
库尔德人不仅在上世纪90年代得以在北部建立事实上的地方秩序，而且在2003年后将这一秩序合法化，甚至通过中央政府来实现自己的地区自治目标。
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北部攻陷摩苏尔，使得伊拉克国内政治裂隙不断加深，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自主性随着政府军的不断败退而日益增强。
尽管在2014年以前，伊拉克中央政府在诸多问题上，已经受到来自库尔德自治区的抵制，双方矛盾频发，比如在原油收益、北部原油出口到土耳其、伊拉克议会席位分配等，但是这些矛盾在当时还都处于一种彼此争执的状态，双方并没有完全决裂。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地理上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的直接联系被隔断，库尔德人在“自治”和“独立”问题上的话语权也就越来越大，伊拉克中央政府对于库尔德自治区的控制力度逐渐丧失。
在2017年初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与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关系紧密的学者就公开表示，库尔德自治政府将会在合适的时机谋求独立。
其实库尔德人早早就开始了独立的准备，比如在埃尔比勒建立国际机场，以此作为独立于巴格达的国际通道；在大学、政府和媒体大力推行库尔德语，将其作为库尔德自治区的官方语言；库尔德自治区的旗帜随处可见，而伊拉克国旗则在当地难觅踪迹。
今年2月，库尔德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访问土耳其期间，土耳其官方第一次使用库尔德旗帜，而不是伊拉克国旗来接待来访的巴尔扎尼，其接待标准几乎已经等同于“外国元首”；而在3月份，巴尔扎尼更是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达了将要通过“公投”来决定库尔德是否独立的愿望，显示库尔德独立愿景的具体化。
巴尔扎尼访问土耳其
考虑到巴尔扎尼家族所控制的“库尔德民主党”在如今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中的强势地位，有分析甚至将未来可能建立的伊拉克库尔德国家称为“巴尔扎尼斯坦”。但是这种将伊拉克库尔德人“统一化”的分析显然太过乐观，忽略了伊拉克库尔德内部的重大分歧。
当前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内部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除了官方承认的“民兵组织”（Peshmerga）之外，根据200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库尔德民主党武装大约有55000人，而库尔德爱国联盟（巴尔扎尼家族“死对头”塔拉巴尼家族控制的政治军事派别）有大约42000武装人员，两个党派拥兵自重，形成了伊拉克自治区的对立状态。
而根据2015年的数据显示，伊拉克库尔德这两个党派大约共有军队20万，这些武装人员在未来的伊拉克库尔德政局中，势必会扮演更加微妙的角色。
从历史上讲，库尔德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大国和地区国家间博弈的工具，库尔德人尽管在历史上拼命争取主动权，但是一直跳不出大国博弈的旋涡。
在当前中东国家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纷争不止的客观形势下，库尔德人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似乎迎来了独立的历史机遇。
尽管土耳其和伊朗都表示反对库尔德“公投”，但是伊朗和土耳其更加关切的是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会否支持自己国内的库尔德分离运动。
事实上，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和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长期关系“甜蜜”，双方在打击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有着共同的立场，而且双方还签署有石油协定，将库尔德自治区的石油出口到土耳其而不经过伊拉克中央政府（这份协议自2014年以来一直受到伊拉克政府的激烈反对）。
而对于伊朗来说，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长期是自己的地区盟友，巴尔扎尼家族和塔拉巴尼家族也小心翼翼地约束着逃亡到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武装，防止边境冲突恶化与伊朗的关系。
所以如果一个相对温和且与伊朗和土耳其保持友好关系“库尔德国家”在伊拉克出现，鉴于政府孱弱的军事力量和深刻的政治裂痕，伊拉克政府恐怕很难约束“库尔德国家”的独立。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