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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 **亞太日報特約新華社駐韓國首席記者、前東京分社社長冮冶（圖），撰寫獨家專欄“舊聞新讀：日本鏡像（點擊閱讀）
。回味其前後長達13年旅居東京的工作和生活** 。
在中日經濟、貿易、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如此密切的今天，數得上的日本大中型公司中還沒有聽說沒有中國業務的。有中國業務的公司必有中國雇員。他們大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去日本求學的留學生，經過一番艱辛努力，進入日本的白領階層。我在日工作期間，曾走訪過他們中的幾位。通過訪談，我們對日本公司的內部窺見一斑。
“日本公司猶如一座等級森嚴的兵營
張先生現在日本一家有名望的金融機構供職。張先生的辦公室窗明几淨，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家很有實力的大公司。
“你沒有看到我坐的椅子和周圍的幾把有什麼不同嗎？要不是張先生提醒，我還真忽略了這一細節的。
日本公司大都是桌對桌辦公，一個部門往往佔據一塊，桌對桌頂頭橫擺著稍大一點的桌子一定是這個部門部長的，它的兩邊依次是副部長、課長、普通職員的。
張先生說，日本公司等級觀念之強是初來乍到的中國人難以想像的。在這裏一舉手、一投足都體現著嚴格的上下級關係。張先生講了這樣一件事。
那年４月的一天，公司的事務小姐給張先生推來一把新椅子，“祝賀您晉升為課長，請多多關照。這把椅子與張先生以往坐的椅子略有不同的是增加了兩個扶手。
張先生自己都感到好笑。“你別看這椅子，這裏頭的學問大著呢。在公司裏，椅子決定了一個人的地位、職務，看看椅子就知道誰是發號施令的，誰是幹活的。我先前坐的椅子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圓轉椅，現在加上了兩個小扶手，這就意味與眾不同啦，享受課長級待遇了。你再看看我右邊的這把椅子，雖說也帶兩個小扶手，但那兩個小扶手不是淺灰色而是黑色的，這小小的差別就是副部長的標誌，而且旁邊還配一個小辦公櫃。職位的不同，椅子的款式也不一樣，社長、副社長、常務董事、董事以及各部門的部長坐的都是老闆椅，但各自都有區別。來公司辦事的日本人一看椅子就知道應該找誰，決不會認錯人，使雙方尷尬。就是普通職員，看看他（她）的座位與部長遠近就能知道他（她）資深資淺。在這裏才是名副其實地排‘座次’。
張先生早先在國內是一家權威新聞單位的記者，來日留學三載，拿了個碩士學位後才有機會在這家公司謀個職。開始時，他對日本公司裏的這種近乎於軍營般的上下級關係很難習慣。“可是，你不得不強迫自己去習慣，否則會給自己和他人都帶來麻煩。
張先生說：“一級服從一級是絕對的，上司的話就是指示，沒有什麼好商量的。晚輩聽前輩的，女職員敬讓男職員，這在哪家公司都一樣。早晨上班乘電梯，日本人一進電梯首先就意識到同乘者中誰職位高誰資歷深。下電梯時，很自然職高資深者先行。這時如果你不走，大家都不動地。你是什麼職你就得‘擺出’什麼派頭。
“就是草擬一份業務報告、請示個什麼事兒都頗費腦筋。這報告打給誰、什麼人可閱、可閱者熟先熟後，這事兒先請示哪一級、哪一級需要事先打招呼都很有講究。中國人在日本公司裏供職，普遍感到精神上疲勞。當然，日本人也一樣。日本公司職員中普遍有一種職業病，叫‘肩膀僵痛’（日語叫‘五十肩’）。我這幾年也患上這種病。你說，精神老繃著，腰板老挺著，肩膀老端著，顧及這有顧及那，能不患這種病嗎？張先生開玩笑地說。
“不過，這種近似於兵營的公司環境你習慣了就會悟出它的許多可取之處。軍隊為什麼有力量，那就是能夠雷厲風行地貫徹上司的意圖。在公司沒有自我只有上級的命令。部門之間很少有扯皮的事，發生扯皮的事解決起來也很簡單，只要上級部門一句話。
“要麼你就好好幹，要麼你就走，別抱怨。
我在日工作期間結識的在日留學或就職人員中還沒有碰到像徐先生那樣能如此流利、地道地講日語的人。徐先生在國內學外語出身，並且大學畢業後從事過筆譯和口譯工作。可“生不逢時，當他在這裏拿到碩士學位找工作時，正趕上日本經濟衰退，不得已徐先生只好屈尊於一家做機械工具生意的、擁有４５０多名職員的中型貿易公司，一幹就是５年。
徐先生毫不隱諱談公司給他的工資少。那年他３６歲，按說月薪至少應該拿３０多萬日元，可每月拿到手中的僅有２０多萬。徐先生說：“日本各種稅多、保險多，每月七扣八扣四分之一的工資就沒了。與國內正好相反，日本是名義工資多而實際工資少。
徐先生說：“中小公司遠比大公司的薪水低，可中小公司的職員幹起活來同樣是那樣賣勁兒。按國內的眼光衡量個個都是‘老黃牛’。但這裏又沒有什麼‘老黃牛’、‘奉獻精神’之說。日本人好象拿了這份錢就要幹好這份工作，很懂得‘多勞多得、按勞取酬’的道理。無論是正式職員還是擦桌子掃地的小時工都兢兢業業的。只要你幹到了也確實能拿到相應的報酬，付出的和得到的成正比，起碼表面上是‘等價交換’。這裏只有一種選擇：要麼你就好好幹，要麼你就走，別抱怨。
徐先生在這家公司幹得很不錯，忙時能同時接３個訂貨電話，進公司不久便從名古屋分公司調到東京總公司，很得上司的賞識。但這絲毫沒有打消他‘跳槽’的欲念。徐先生說：“這是市場經濟，大家都有選擇的權利，你有選擇職業的自由，資方有解雇你的自由。
“日本公司裏有很多不成文的規定，中國人一時很難習慣。你遲到、早退一次，就得寫報告，說明原由，不是一、兩句話就能了卻的。跑外的每天都得寫‘營業日報’，幾點幾分在路上，幾點幾分在客戶那裏。
“日本公司裏還有許許多多約定成俗的東西，這在中國人眼裏看來很不合理。比如說計算加班費，公司規定從１８：１５開始算起。而實際上從１７：４５下班到１８：１５這半個小時等於給公司白乾。而且以幹滿半小時為准，你不幹到１８：４５是不能拿到頭半小時加班費的。你對此有意見，去日本的勞動監督署投訴，官司准能打贏。可日本人沒有惹這種麻煩的。日本人踩著點上班、到點抬屁股就走的現象幾乎沒有，大家都唯自己的頂頭上司的‘評價’唯重，因為這種‘評價’直接關係到你提級、晉升和每年發兩次的獎金數量。日本公司時時都在搞‘人事評價’，而且是一級評價一級。你也不必擔心你的上司給你不公正的‘評價’，因為你上司的上司會在給你的上司的‘評價’中糾正這種不公正的。人人都努力做好自己的份內工作。
徐先生說，日本公司裏的人際關係簡單，沒有雜七雜八煩心事，只要把工作做好，你的生活就有保障，不必老想著掙點兒外快。
“外國人很難溶入日本人的圈子裏
“在日本公司裏的中國雇員最大的苦惱就是感到孤獨。這種孤獨是難以言狀的，不是通過努力能消除得了的。
潘先生來這家從事水電站工程設計的公司工作已時日不短。他說他至今仍很難同周圍的日本同事進行知心的交往。“或許是島國單一民族的緣故，日本人容納外民族人的襟懷遠比其他民族窄得多。
“日本社會是由一個一個的集團構成的，某個人都隸屬不同的團體，公司裏的職員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潘先生說：“打個比方，一同進公司有６個女孩，這６個女孩共同的經歷、在公司裏同樣性質的工作以及她們受前輩們欺負的同樣地位使她們構成了特定的小圈子。幾年後，其中的５位結婚離開公司，那麼最後一位女孩也會無緣故地辭職。原因就是她所屬的那個小圈子不存在了，她忍受不了孤獨。
“日本人都是如此，何況一個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人。潘先生說：“在日本公司雇傭的外國人中，最多的還是中國人，這倒不是與中國的業務量多於韓國、歐美等國，而是中國人使用的文字起碼讓他們感到親切，長著同一面孔。當然也不排除中國潛在的大市場的因素。但是，即使如此，中國雇員與日本老闆和同事間仍有一層厚厚隔膜，無論他多麼賞識你的才能。日本公司派到中國駐在的首席代表大都是日本人，中國人充其量當個副手，有時首席代表的資歷比副手還淺。說到底日本人對外來人缺乏信任感。
潘先生說：“在日本公司裏工作沒有什麼不順心的，但是精神上相當苦悶。日本人跟你很客氣，但很難與你講真心話。讓人最感難忍的是對你敬而遠之不理睬你。
“日本公司裏可以說是一個小圈子套一個小圈子，最重要的是同期入社的，其次是同來自一個學校的，再就是按業務上劃分的‘海外派’、‘國內派’等等。外國人在這裏形孤影單，哪個小圈子也進不去。
作者簡介
冮冶新華社高級記者
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長期從事對日報道及國際新聞報導，曾三次作為新華社記者常駐東京。
歷任新華社國際部亞太新聞編輯室主任、新華社北美總分社（紐約）中文編輯室終審發稿人、國際部發稿中心編委、東京分社社長。
現為新華社首爾分社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