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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公布。《意见》提出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西部地区再迎巨大的政策利好。
西部可成消费与贸易新高地
西部大开发并非新政策，2000年首次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20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当前疫情冲击经济的特殊背景下，中央重新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也有长远的宏观价值。
资料显示，西部总人口约占全国的25%，GDP总和占全国的20%左右。疫情发生以来，西部省份整体上显示出较强的抗压能力，一季度GDP增速超过全国总体水平。西部省份产业的特点，确实赋予了其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当地产业主要依靠本地劳动力，对外来人口的依赖性没有沿海地区强。另外，这些西部省份的经济规模本身较小，外向型不明显，因而受疫情冲击不显著。
眼下，全球疫情蔓延使得外需增长面临空前压力，叠加当前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当其时。
《意见》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其中一个贯穿其中的核心议题就是创造内需，刺激国内市场来对冲外部需求萎缩。
最近，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多次强调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在5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过去的实践中，基本都是东部地区领跑，由于经济总量的差距，东部地区在事实上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地区。结果是，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官方统计，2019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为51.6%，而中部、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2.1%、20.7%。
在当前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普遍放缓的背景下，中西部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快西部落后地区的建设、缩小区域差异，将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新的空间。
《意见》也特别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这次疫情中，在外贸额整体下行的背景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保持基本平稳，对“稳外贸”起到了重要作用。西部培育多年的中欧班列也显示出其战略价值，4月份共开行979列列车，同比增长46%。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贸易通道，在西部培育新的外贸枢纽、建设自贸试验区等举措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向西向南推进开放的步伐将越来越大，我国外贸结构也将进一步得到优化。
到头来，随着扩内需、稳外贸“向西而行”，西部省份成为中国消费与贸易新高地，也会此景可期。
加速西部城镇化，需要更多城市群的崛起
非但如此，中央重新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加速城镇化也是历史性机遇。
毋庸讳言，中国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靠城镇化，缩小区域差异则靠西部开发开放。而两者又是一以贯之的，西部开发同样离不开城镇化，甚至可以说，新型城镇化就是西部开发的重点所在。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目前西部地区较低。根据各地统计公报，2019年，西部12个省份中，除了重庆（66.8%）和内蒙古（63.4%）外，其余10个省份均低于60.6%的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4个省份的城镇化率甚至低于50%，包括西藏（31.5%）、甘肃（48.49%）、云南（48.91%）和贵州（49.02%）。
随着中央强调“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培育发展一批特色小城镇”“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提高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等等，均表明西部地区城镇化将加速推进，也意味着西部地区将迎来投资潮。
毫无疑问，从经济发展来看，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将会是一个重点。可以看到，在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更多意味着转型和升级；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更多意味着如何建设和发展。有理由相信，在投资、城乡统筹、环保、节能降耗、土地政策、产业转移等各个方面可能会得到更多差异化政策。
从最近的投资数据变化来看，西部地区投资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关中”“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其企业发展更具潜力。
西部开发开放，还需要更多城市群的崛起，让西部地区加速迎来高质量发展时代。
□周子勋（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