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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記者 高攀）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曾被認為是二戰後美國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但過去４０多年來美國中產階級卻不斷萎縮，截至目前已走向一個轉捩點——中產階級不再是美國社會的主力軍，呈現“空心化”趨勢。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底發佈的一項研究，不管是從人口數量還是從家庭收入來看，中產階級已不再是美國社會的“大多數”。研究顯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初，美國低收入和高收入階層人口總共為１．２１３億，超過了１．２０８億的中產階級人口規模，為４０多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２０１５年中產階級佔美國總成年人口的比例只有５０％，遠低於１９７１年的約６１％。
在中產階級人口比重縮減的同時，美國家庭收入從中產階級家庭向高收入家庭大幅轉移。研究顯示，中產階級家庭收入佔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１９７０年的６２％大幅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４３％，而同期富裕家庭收入佔美國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從２９％升至４９％。
此外，美國中產階級和高收入階層之間的家庭財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研究顯示，１９８３年時高收入階層家庭財富是中產階級家庭的３倍，到２０１３年這一差距已擴大至７倍。
皮尤研究中心本月發佈的另一項研究顯示，從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４年，美國２２９個大都市區中有２０３個出現中產階級佔總成年人口比例下降的情況，其中紐約、洛杉磯、波士頓、休斯敦等大都市區的中產階級佔總成年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說明中產階級萎縮已成為美國大都市的普遍現象。
這兩項研究分別從全國宏觀和城市微觀層面印證了美國中產階級“空心化”的新現實。中產階級“空心化”也是數十年來美國經濟政策忽視社會公平和中產階級生活水準下降日積月累形成的“苦果”，而２００６年的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和此後的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更是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
奧巴馬政府早在２００９年上臺後不久就成立了由副總統拜登負責的白宮中產階級特別工作組，研究提高中產階級生活水準的政策建議。該工作組研究發現，不管如何界定中產階級，現在很多人要想過上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比２０年前要困難得多。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生活包括擁有住房、汽車、醫療和退休保障，經濟生活穩定，負擔得起子女大學教育和偶爾的家庭度假。
拜登坦承，現在的美國人不論有多努力，也難以達到父輩的生活品質和幸福感。一方面，美國普通民眾收入從上世紀８０年代開始停滯不前，進入２０００年後甚至轉向下滑，在金融危機期間遭受進一步損失；另一方面，醫療、教育等費用持續大幅上漲加大了美國家庭開支的負擔，生活水準因而下降。白宮的研究報告顯示，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８年，美國住房成本上升了５６％，大學費用上漲了６０％，醫保費用飆升了１５５％。收入下滑與開支上升令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財務狀況惡化，加之房價下跌和金融危機的衝擊，２０１３年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財富中位數比２００１年縮水了２８％。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對中產階級的政策關注遠遠不夠。皮尤研究中心２月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６２％的受訪者認為美國聯邦政府扶持中產階級做得太少，與過去四年的調查結果基本一致。調查還顯示，美國公眾認為民主、共和兩黨都算不上中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例如，約６０％的受訪者認為共和黨“嫌貧愛富”，僅２６％的受訪者認為共和黨維護中產階級利益；相比之下，認為民主黨照顧富人、中產階級和窮人利益的受訪者分別佔三分之一。
眼下，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正激烈展開，中產階級在美國選民中佔很大比重，中產階級受到擠壓助長了美國選民的憤怒和不滿情緒，有關改變華盛頓現行政治體制的呼聲日漸高漲，這也令特朗普、桑德斯等打著“平民主義”和“華盛頓局外人”旗號的總統競選人在兩黨黨內預選中走紅。如何重振美國中產階級、扭轉中產階級萎縮的趨勢也成為美國總統大選政策辯論的焦點。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中產階級選民希望將增強本國經濟增長排在政府與國會優先政策的首位，其後是改善教育體系、提振就業市場、提高社會安全福利和降低衛生保健成本，可見提高生活水準是中產階級的主要關切。為此，兩黨總統競選人已提出提高最低工資、降低大學教育成本、對中產階級減稅、投資基礎設施等政策建議，希望爭取更多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但對於“錢從哪兒來”的關鍵問題卻語焉不詳。
奧巴馬政府曾提出“中產階級經濟學”的執政理念，希望通過堵塞稅收漏洞，對富人資本利得和繼承財產增加徵稅來減免中低收入家庭的稅收，但這種“劫富濟貧”式的稅改方案遭到了許多共和黨議員的激烈反對。如何解決中產階級“空心化”的緊迫問題，重塑“橄欖型”社會結構，同時平衡各方利益群體，克服民粹主義論調是下一屆美國總統上臺後面臨的重大挑戰，這也關係到未來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