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图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戴口罩的行人从国会大厦附近走过。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图为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市民在街头抗议强制戴口罩。（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报道 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宣布一项强制性口罩政策，要求在众议院的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当天早些时候，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路易·戈默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戈默特先前坚决拒绝戴口罩，他的确诊致使至少3名同事自我隔离。
口罩不是抗击疫情的唯一措施，但它简单有效。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如果各地都遵循维持社交距离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指导方针，美国疫情可能会得到控制。然而，疫情与党争和大选背景的叠加，使得口罩问题在美国被政治化符号化，成为“党派文化战争的新象征”。
口罩之争折射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乱象。 美国商务部7月30日发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全美多地仍在举行抗议，美国疫情死亡人数累计超过15万人，一些州的单日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值。一贯被西方奉为圭臬的权力制衡、自我纠偏机制，为何并未发挥有效作用？ 记者采访了有关国际问题专家。
口罩之争再显“政治优先、科学靠边”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45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蔓延正在放缓。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莫妮卡·甘地认为，在一连串美国疫情应对失误中，没能及时让公众广泛佩戴口罩“可能是美国犯下的最大错误”。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戴口罩是抗击新冠肺炎最简单有效的公共卫生手段。然而从一开始，美国在口罩问题上就磕磕绊绊。”
今年2月，疫情开始在美国本土蔓延，美国官方和医疗界却并不建议民众戴口罩。当时，卫生官员错误地认为只要隔离了有症状患者，疫情就能得到控制。3月底，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接近10万例，美国疾控中心开始建议公众日常佩戴口罩。然而，该提议被政府高级官员驳回。此后，围绕是否戴口罩的问题，美国疾控中心和白宫上演了一场拉锯战。4月初，特朗普公开表示，尽管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民众戴口罩，但这是自愿性质的，所以自己不会照做。
美媒透露，特朗普曾私下对助手说，戴口罩会发出可怕的信息，因为他正在努力推动抗击病毒和重启经济。他还担心戴口罩的照片会被政治对手利用，以指责他在灾难面前畏缩。
面对严峻的疫情，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卫生部副部长霍华德·科赫曾公开呼吁，美国有必要就戴口罩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在疫苗问世之前，“口罩是我们最好的疫苗”。然而，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明确表示，联邦政府不可能对全国范围发布戴口罩的指令。
“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层治理，各州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新冠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务属于内政，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联邦体制本身形成了‘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加之戴不戴口罩被贴上党派标签、被‘政治化’，在戴口罩这个问题上，联邦与州、各州之间，乃至一州之内，规定五花八门，不时相互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南枝说。
在美国，党派差异成为是否戴口罩的重要因素 。《纽约时报》推出的一份“口罩地图”显示，在共和党人中，不戴口罩的人要远多于经常或始终戴口罩的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6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也表明，超过六成民主党以及倾向民主党的选民认为，在可能会接近他人的公共场合时应该时刻戴口罩；而在共和党人以及倾向共和党的选民中，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到三成。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和党人拉马尔·亚历山大直言，很不幸，戴口罩这一简单且能救命的做法在美国被政治化，变成了支持特朗普就别戴口罩、反对他就得戴口罩。
“是否戴口罩本应是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核心在于是否有助于遏制疫情、有利于公众健康，在美国却被赋予如此之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在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媒体看来，特朗普和共和党对口罩的态度，是对专家和专业技能的漠视和贬低。在共和党和保守主义阵营眼中，戴口罩则是‘反应过度’‘冒犯个人自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蛟龙总结说：“政治优先，科学靠边，在疫情与选情的叠加背景下，美国社会的荒诞一幕令人唏嘘。”
7月以来，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屡创新高，一些共和党官员公开支持戴口罩，说服特朗普戴口罩的努力开始升温。7月11日，特朗普首次在疫情期间公开戴上口罩。7月末，美国大多数州开始广泛要求民众戴口罩，但仍有人抗拒，不乏“反口罩运动”。口罩在美国的推广之路已历时四个多月，仍然令人“抓狂”。
防疫按党派划线，政治极化加剧社会分裂
围绕是否戴口罩问题，共和、民主两党斗得不可开交。
7月中旬，美国佐治亚州的共和党州长对该州最大城市亚特兰大市的民主党市长提起诉讼，试图阻止市长颁布的“强制戴口罩令”。亚特兰大市长鲍托姆斯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击：“很明显，州长将政治置于人民之上。”
“疫情期间，两党党争、总统大选，让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各州之间、各州内部出现了针对隔离政策、是否戴口罩、抗疫物资的采购和调配等各种问题的争议和冲突，不仅至今未能形成防控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整体性战略，而且两党都在针对特定目标群体发声，支持不同诉求的抗议活动，这使得抗议反过来导致疫情更加恶化，陷入‘抗疫-抗议-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魏南枝总结说：“党争和政治极化的不断升级，已使两党的对立从过去议题导向的互相拆台，升级为逢尔必反的政治恶斗。这种无底线的恶斗产生了美国学者赛斯·D·卡普兰所哀叹的‘美国社会凝聚力空前下降’的结果。”
“州长诉市长案还表明，去年出现的司法系统被频繁卷入政治斗争的美国政治新特点，在2020年仍在持续。”魏南枝指出，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要求司法独立，但这种平衡结构正在被打破。这一方面表现为政治斗争司法化，两党之间难以妥协的矛盾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诉诸各级法院，希望通过司法裁决实现攻击与反制对方、扩大自身影响等多重目标；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司法系统政治化，特朗普就职3年多来已先后任命187位保守派法官，仅2019年便多达102位，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占多数，这几年共和党通常能够赢得法院支持。美国智库R街研究所研究员安东尼·马库姆认为，美国的司法系统政治化是对政治责任的放弃。
有评论称，美国防疫按党派划线。美国政治学者艾伦·阿布拉莫维茨也直言，激烈党争之下的美国看起来更像是分别由共和党、民主党主导的两个水火不容的国家。
美国的两党制为何走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魏南枝分析说，美国长期以来强调程序正义和机会平等，淡化实质正义和结果平等。但日益恶化的贫富悬殊和阶层分裂，已经产生了对实质正义和结果平等的诉求，而现有的民主程序却无法有效回应这些政治诉求。“一定程度上，美国两党各自政治立场的不断极化推动着整体性的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美国的社会分裂，这种政治极化也在撕裂着保证美国政党政治有效运转的基本共识，所引发的政治冲突愈演愈烈。”
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为普遍问题
此次疫情暴发恰逢美国大选年，两党明显把疫情与选情挂钩。比如，佩洛西把新冠病毒称为“特朗普病毒”，直斥“我们遭受的很多痛苦都是‘特朗普病毒’造成的”。
“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连任被视为政府官员的首要目标。如果民选官员认为自己连选连任的几率因某事受到不利影响，就会想方设法推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冉冉分析说。
“选举被视为西方民主政体自我纠错的主要途径，事实上‘选举制度失灵’的现象客观存在。” 魏南枝说，以此次抗疫为例，两党的政治压力不是源自于是否对疫情防控发挥积极作用，而是如何借疫情之机获得选民支持。因此，设法避责、频频“甩锅”，甚至将疫情作为妖魔化对手的工具等，都符合选举民主制的现实需要。这也再次表明，当选后的政府领导人未必真正按照民主政治理论所预期的那样，摆脱个人或政党私利，不被利益群体所控制，服务于人民的普遍利益。
“即使‘民选代表’施政行为不符合选民利益，选民也不可能直接对其进行问责，只能期待下一次投票改选他人。在‘程序吸纳不满’的噱头之下，‘符合公共利益’这一结果正义标准已经无足轻重了。” 魏南枝直言，美式民主常常被等同为两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即选举民主制。然而，“民选代表”的方法或程序具备有效性，但不能证明当选后的“民选代表”施政行为的正当性。
新冠肺炎疫情是1918年大流感一百余年后，大自然对各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的一次“大考”。美国迄今为止的表现是“不及格”。这种情况引发世人反思。
“其实，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思并非因疫情而起，而是早已有之。 例如，早在六年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就设立了一个‘民主的焦虑’项目组，关注代议制民主能否回应日益迫切的公共利益重大问题，并就此撰写了大量反思美国政治制度的文章。”魏南枝介绍说，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政治机构对精英阶层利益的回应性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利益主张的回应性。在美国，不少公民特别是中低社会阶层的公民因为无法切身感受到“一人一票”的选举同自身利益有什么关系而放弃投票。政治不信任和政治冷漠成为普遍问题，选举制度失灵和政治精英失职随处可见，即便是一些知识精英也不同程度陷入“对民主的焦虑”之中。
“美国主流民主政治思想认为，人民的同意是权力赢得其正当性的唯一来源。然而，美国的政治实践越来越表现为精英政治与普通大众的分离、民主程序与社会阶层撕裂现实之间的断层、逆全球化与政治内卷化的困境，‘人民的同意’越来越被虚化为投票的瞬间，美国的政治制度既无力对个人主义和资本与生俱来的谋求利润最大化的短视效应进行合理限制，也无法解决‘资本-政治-社会’权力失衡状态下的政治极化、贫富悬殊、社会撕裂、文化冲突问题。 ”魏南枝说：“恰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所形容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美国梦在褪色。美国的政治制度对美国正在经历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深刻变化已经缺乏有效回应的意愿和能力，这也势必使美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陷入失去其共同信仰与梦想的现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