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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实**
“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2005年至今，中美经济对话机制不断升级，经历了从无到有、由低至高的跨越式发展。
但是，一系列基础性、长期性的重点问题久拖不决，制约了中美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直面这一挑战，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顺应历史任务的演进，强化了对话机制的精准性和务实性，通过着力于贸易再平衡、中美BIT协议、高新技术合作等要点，有望逐步形成全局性的机制突破，进一步释放中美经济的内生吸引力。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虽然短期内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仍将产生负面冲击，但是中美经济合作的中长期前景稳健可期，值得市场保持谨慎乐观。
直面挑战，对话机制因时而变。自2005年中美战略对话“破冰”以来，两国经济对话机制不断升级，蕴含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持久的创新基因（详见附图）。随着历史任务进一步演进，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举办正当其时，有望以主动变革适应中美经济的互利需求，以机制创新激活经贸合作的增长潜力。
第一，传统框架渐显局限。2005年，中美战略对话“破冰”，首次建立两国高层对话机制。2006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形成，确立了经贸合作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核心地位。2009-2016年，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相继展开，不仅将对话级别从部长级升级为副国级，更实现了合作领域的全面扩张，共达成469项对话成果。但是，一些基础性、长期性的制度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例如，2008年至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进展缓慢，美国对华民用高新技术出口实质倒退。这引致了“小笼关大鸟”的困局，桎梏经贸合作的发展格局，限制贸易逆差的改善空间，中美经济对话成果也因此增长放缓（详见附图）。
第二，历史任务再度演进。直面传统框架的局限，中美经济对话机制的历史任务发生重大变革，从两个层面提出了“全面性”的新要求。其一，从“粗放发展”到“精耕细作”。立足现有存量基础，全面补足合作短板，在细分领域中挖掘经济合作机遇，在贸易结构优化中开拓增量空间，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和新型大国关系的纵深发展。其二，从“趋易避难”到“攻坚克难”。灵活利用我国日益强盛的经济金融实力，抓住宏观乱纪元下中美共同利益，解决一系列久拖不决、基础性的重点难点，加强重点突破以盘活全局，消除制度桎梏以开拓格局，从而实现中美经贸合作的“腾笼换鸟”。
第三，机制设计适时革新。应对全面性的新要求，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应运而生，通过两方面的机制升级，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了新活力。第一，方向精准化。本次会议议题并未贪多求全，而是精准定位于中美经贸合作的“老大难”问题，紧密围绕贸易逆差改善、中美BIT协议、高新技术合作等核心问题进行商议，集中力量争取全局性突破。第二，方式务实化。从初具成效的“百日计划”出发，拓展至新的“一年计划”，推进步伐稳健有序，合作路径清晰有据，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以中国市场深化开放和两国贸易再平衡，换取消除民用高新技术转让和对美投资的政策限制，尊重并协调了两国现实利益，以互利共赢引导合作深化，增强了对话愿景的可实现性。
释放活力，深化合作大势所趋。得益于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的重大升级，两国经济的内生吸引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进而成为经济合作前景的决定性力量。长期来看，中美经济互补性日益增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步趋近，中美经济合作的加速发展将成为大势所趋。短期来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特朗普新政的不确定性，可能产生一系列负向冲击，并引发两国政策的阶段性进退，需要充分重视和妥善应对。
首先，长期合作动力稳步增强。从两国经济现实需求看，中美经济互补性正在增强而非减弱。虽然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再平衡，中国从低位向高位迁移，不可避免地与美国产生一定摩擦。
但是，在这一变革中，中国海外投资匹配美国增加就业的愿景，中国消费崛起匹配美国缩减贸易逆差的需求，中国产业升级匹配美国高新技术的优势，从而为中美经济创造了新的合作纽带。
据商务部统计，在中美战略对话“破冰”十年之际，2015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升至80.29亿美元，雇佣美国当地员工逾8万人，同时美国也成为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第一大目的地。
其中，制造业和科研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占比分别为49.9%和15.3%，位列第一、第三，准确契合了美国重振制造业和中国产业升级的利益诉求。根据近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讲话，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巴西和法国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分别缩减24%和34%，因此中美贸易再平衡的前景依然广阔。
从全球经济当前局势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在趋近而非背离。宏观乱纪元中，中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稳定器，携手提供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品。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疲弱、地缘冲突加剧，中美经济合作的迫切性和合理性持续增强。中美经济不仅彼此间存在“大而不能倒”的关系，两者的政策协同和合作更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长周期复苏。
其次，短期负向冲击不可轻视。一方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减。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相对走弱时，美国国内更易于就针对新兴市场的贸易保护形成共识，引致贸易制裁的政治化和极端化，最终推动制裁强度的骤升（详见附图）。
因此，2017-2022年，随着全球多元化再度涨潮，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抬升。今年以来，美国对华强硬派掌控经贸要职，频频释放贸易摩擦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将大概率成为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合作中的重要博弈工具。另一方面，特朗普新政的不确定性增强。
随着医改、税改和基建政策的接连受阻，特朗普的政治博弈能力大幅下降，“泄密门”事件也造成了总统信任危机。近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6%，创下70年以来美国总统支持率的新低。这将加剧美国政治对立和民粹兴起，短期缓滞中美对话成果的推进和落实。
继往开来，合作前景顺势可期。基于以上分析，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顺应了历史任务的演进，实现了对传统框架的重大升级，有望开启两国经济合作加速深化的新局面。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未来中美经济合作将呈现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对话成果转向质量优先。不同于传统框架，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将偏重于机制建设和难点突破。对话成果数量少而份量重，成效缓而影响久。相较于对当前市场情绪的提振，本次对话的中长期红利更值得关注。
第二，短期风险亟待积极管理。突破重点难点的艰巨性，大国利益博弈的复杂性，叠加诸多短期挑战，可能造成部分领域合作的阶段性放缓。需要两国对外加强政策协调，对内积极预期引导，避免贸易摩擦的扩大化和泛政治化，抑制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
第三，长期合作前景稳健可期。即便出现短期波动，但是中美经济互补性不会减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然可信。在新机制的激活下，中美经济的内生吸引力将摆脱制度束缚，有力推动两国中长期合作的稳步发展，也将持续巩固全球经济的长周期复苏基础。因此，我们维持此前的判断不变，建议投资者对中美关系保持谨慎乐观。
作者程实为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