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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黄旭华，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专家。祖籍广东揭阳，1926年生于广东汕尾，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专业。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船舶集团所属第七一九所名誉所长、研究员。1958年起一直致力于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与发展，是研制我国核潜艇的先驱者之一，为我国核潜艇的从无到有、跨越发展探索赶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研制核潜艇倾尽了黄旭华的一生，他也像这个潜在海底的国之重器一样，在生命的黄金阶段“沉”于深处，但他的人生与机械、图纸、数字描述的世界相比要宽广、丰富得多。他酷爱音乐，小提琴拉得不错，吹得一嘴好口琴，指挥过大合唱；有表演才华，能演话剧、歌剧。当然，还有因难以尽孝，亏欠亲人的无言真情。
接受记者采访当天，他围着一条款式陈旧、略显粗糙的黑围巾。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每到冬天，他总会围上它，虽然比这好的围巾家里有好几条。他说，要和母亲的气息在一起。
他中等身材，白发苍苍，已过鲐背之年，却精神矍铄。一只耳朵虽听不太清，谈起核潜艇却彷佛有了十二分精神。近些年，“浮”到台前，他获得鲜花掌声无数。有人问他，与隐姓埋名做科研时比较，更喜欢哪一种状态？他毫不犹豫选择“沉”的生活。
“闷着搞科研是苦，可一旦有突破，其乐无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随后他微微一笑，像是在回味那些悠远难忘的岁月。熟悉黄旭华的人知道，这不是事后高调的大话。
黄旭华在办公室内（2016年12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1）不变的痴气
在妻子李世英看来，黄旭华从始至终都是一身痴气的大男孩，“甚至有时候有点傻。”或许是“槽点”的实在太多，这位贤内助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
嫌理发店排队浪费时间，他让李世英给自己剪了几十年的头发。有时，李世英想以“罢工”的方式，逼迫他去理发店，却最终拗不过他对越留越长头发的熟视无睹。他不懂得料理自己，一次走去上班的路上，他感觉脚硌得疼，直到办公室，才发现是鞋子穿反了，脚上还勒出好几道伤痕。
他自己没买过一双袜子，对厨房里的事一窍不通。看着夫人忙，心里过意不去，想着帮助家里做点什么。买菜，他有个高招：到菜场，不挑菜，先找人，找看上去和李世英一样精通家务的人，人家买什么，他就跟着买什么。别说，这一笨方法还不赖。这是他自夸懂生活的得意之作。
有一次出差，难得有闲暇逛街，他依葫芦画瓢，跟在很会挑布的人后面，买了一块花布料。他颇为得意，也十分开心，心想用它给夫人做一件衣服，准好。当他兴致匆匆跑到夫人面前，准备邀功时，没想弄巧成拙。原来，李世英穿这种花布衣服好几年了。妻子理解他的痴气：他能熟练背出工程上的许多数据，就是不记得身边人穿了几年的印花衣服。
李世英最烦的是叫他吃饭。他忙起来，啥都不记得。吃饭叫不动，左请右请五六次还不来，好好的热菜热饭，他不吃，放凉了，糊弄吃两口。李世英生气，这几乎是几十年，老两口闹矛盾的唯一导火线。
在单位，他的痴出了名。有人评价，我国得以从无到有，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研制核潜艇上，仅用10年时间走过国外几十年的路，少不了这份痴气。
1958年，面对超级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我国启动研制核潜艇。毛泽东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那时，他32岁，因学过造船，又曾搞了几年仿苏式常规潜艇，被选中参加这一绝密项目。
小木屋和摩天大楼都是房子，建起来能一样吗。同样，虽然学过造船，搞核潜艇也是两眼一抹黑。实际上，首批参与研制项目的29人，只有两人吃过点“面包”，核潜艇什么样，大家都见过；里面什么构造，大家都不清楚。
开始论证和设计工作时，他坦言，严格说来，我国缺乏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不论从那个方面看，中国那时候搞核潜艇，在外人看来，都像是一个梦，“简直异想天开”。
一身痴气的他，在科研上是天生的乐观派。他和研发团队一边摸底国内的科研技术，一边寻遍蛛丝马迹，阅读能找到的一切资料，一点一滴积累。他还从“解剖”玩具获取信息。
一次，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模型。他如获至宝，把玩具拆开、分解，兴奋地发现，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竟与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样。这给了他信心，也挑起了他不服输的倔强：“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设备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出来的，没那么神秘。”
他认为自己“不聪明也不太笨”，在核潜艇上做出些成绩，是踏入这个领域，60多年的痴心不改。人来人往，有些人转行，有些人到外地发展；有升官的，有发财的。“我祝贺他们。”他说道，“我还是走自己的独木桥，一生不会动摇。”
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爸爸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可不，即便现在走路有时要拄拐杖，他仍然每天从家属楼走到办公室，看材料、想问题。“我还要给年轻人当‘啦啦队’呢。”
黄旭华在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办公室（11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2）担当的胆识
因与水的摩擦面积最小，水滴线型核潜艇被认为稳定性最好。为实现这一先进的设计，美国人谨慎地走了三步，即先从常规动力水滴线型到核动力常规线型，再到核动力水滴线型。苏联人的步数更多，我国工业技术落后，当时有人提出，保险起见，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走几步？
“三步并作一步走！”他提出直捣龙潭的大胆想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没钱拖也拖不起。他的决定不是鲁莽得出的：既然别人证明了核潜艇做成水滴型可行，何必要再走弯路？事实证明，他大胆的决策是正确的，也带领团队，的的确确做到了。
他有一套支撑思考的理论：聪明的大脑不在于脑袋有多大，比别人多多少脑细胞，而在于与别人的大脑组成一个头脑网络。倘若把智力用在这个地方，就事半功倍。
潜艇研制涉及专业多，非常复杂。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时，他不当裁判，鼓励敞开交流，头脑风暴，这样就把他团队的头脑连成一张网络。综合各方意见，他拍板后，不喜欢再有摇摆。在他眼中，科学上的有些问题几十年争论下来，可能都不会水落石出。只有争一段，横下心来干一段，真相才会明朗。
“干对了，没得说；干错了，我当总师的承担责任。”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作为核潜艇这么一个大的令人咋舌工程的总设计师，他给同事们的印象很复杂，即可亲又可畏。有时，他像核潜艇，浮在水面，像大海中无穷水滴中最温柔那颗，有说有笑，晚会上还为大家吹口琴，唱流行的歌曲；可一旦潜到工作中，这颗水滴似乎蕴含了无数的能量，像核动力一般前进，不允许有偏航角，并将炮弹精准发向一切障碍。
工作上，他追求完美，有时近乎苛刻。做核潜艇的设计运算时，团队连像样的计算器都没有，只能靠算盘噼里啪啦打出来的。为了保证计算准确，他将研制人员分成两组，分别单独进行计算，只有确保答案一致才能通过，稍有差池，就推倒重算。为了一个数据，算上几日几夜是常有的事。
为确保核潜艇设计和实际运行的一致，他在艇体进口处放一个磅秤，凡是拿进去的东西都一一过秤、登记在册，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这样的“斤斤计较”，使得这艘核潜艇在下水后的测试值与设计值分毫不差。
1988年初，我国第一代核潜艇迎来大考。它将在南海，开展深潜试验，以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的安全性。在所有试验中，这一次最具风险与挑战。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曾在深潜试验中失事。有些参试官兵中心里没底，有些有点过度的紧张，令人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味道。
他和设计团队与官兵们座谈，讲解核潜艇安全情况，官兵们的紧张得到缓解。就在此时，让在场所有人没料到的是，他当即提出与战士们一起参加试验。此前，从没有过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身参与到极限深潜试验之中。他的身先士卒，打消了战士们最后的顾虑，阴霾一扫而光。
深潜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他不知道为何诗兴大发，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他不喜欢外界把这次深潜，渲染成自己不顾个人安危的悲壮之举。“我们紧张，不是害怕；有风险不是冒险。”他说道，为这次深潜，团队准备了两年，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都反复检查、确认，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他的作风，就像在设计核潜艇时一样，他喜欢在前面，把事情做到极致。
黄旭华夫人李世英（右）在为他整理着装（2014年5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熊金超 摄
（3）无言的真情
没参加核潜艇项目研制前，他回到家，母亲拉着他的手说：“你从小就离开家到外面求学，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交通恢复了，社会安定了，父母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他回答，一定会的。
他成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他忘不了二哥对他的照顾。他四五岁时，正上小学的二哥，悄悄带他去陪读。回家时，父亲检查二哥功课，二哥一时背不出来，要打二哥，他急了，大声背出来。谁知这一解围使二哥更难堪，挨打更重。二哥没有怪他，第二天依旧开开心心带他去课堂。
他记得，当时调到北京，自己只背了个背包，从此像潜艇一样，“沉”了下去。当时单位领导告诉他，你做的是绝密工作，进来了一辈子就不能出去，就算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不能暴露任何信息，成功了一辈子也是无名英雄。
有一次，他被评为劳模，报纸发表时，其他人都有照片，唯独他没有。他的影像保密，就像珍贵文物一样，挂有“请勿拍照”的牌子。
别梦依稀三十载。父母和八个兄弟姐妹，一直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与他只能通过一个信箱联系。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在哪个单位、在哪里工作，他身不由己，避而不答。
调皮的女儿开玩笑说，爸爸回家就是出差。他回家反倒成了做客，有时候做客还不到一天，就又被长途电话叫走了。
就算回家，他也很少闲下来。技术问题，单位的管理，甚至红白喜事，这些事就像核潜艇内塞满的装备一样，占据了他除睡眠以外的大部分时间。
他曾答应一个女儿，要陪她到北京中山公园看看。几十年后，女儿都有孙子了，他的承诺都没能兑现。
他说这辈子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欠家人的亲情债太多。父亲病重，他怕组织上为难，忍住没提休假申请；父亲去世，他工作任务正紧，也没能腾出时间奔丧。直至离开人世，老父亲依然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到底在做什么。
再后来，他二哥病危，家里发来急电，说二哥想见那位带他上学、替他解围的好弟弟的最后一面。可当时，他日夜忙着重要任务，分身乏术。李世英提醒他，他若不回去，家里人会怨他一辈子，他也会后悔一辈子。但他清楚研发核潜艇，一刻也不能耽搁。他肩上的责任，其他人即便了解，可能也无法解释。他忍痛坚守岗位。
1988年春，趁核潜艇南海深潜试验之机，他携妻顺道看望老母。行前，他给母亲寄了1987年第6期的《上海文汇月刊》杂志。老母亲戴着老花镜，从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蛛丝马迹中认定，这篇报告文学的主角“黄总设计师”就是她多年未归的三儿子。
含着泪水看完那篇文章后，他的老母亲把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讲：“这么多年，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谅解他。”后来，他听到这句话。他讨厌哭，认为那不是男子汉的样子，可他再也没有忍住。
多年后，他的妹妹告诉他，母亲时不时的找出那篇文章，戴着老花镜认真读，每次她都泪流满面。
与老母亲阔别30年，再重逢时，他也年过花甲。他陪90多岁的老母亲散步，母亲拉着他的手，只字未提他消失30年的事。不断念叨的都是，儿子幼时的趣事，分别时，和30年前一样，嘱咐他常回家看看。
研发核潜艇的工作量是天文般的数字，面对漫长、周而复始，有时找不到头绪的任务，他只能选择百分百的投入。他承认自己只能顾好一头——没有当好丈夫、当好父亲，没有当好儿子，没有尽好兄弟的本分。
这些情债让他至今深感内疚，他的弥补是深沉无言的，就像那条冬天默默陪伴他的围巾。他相信，研制核潜艇，是关系着国家命运的大事。他想，对国家的忠，就是自己对父母最大的孝。通情达理的父母定能体会他的苦衷，他依旧是二老听话的三儿子。说到这里，他觉得自己过得是极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