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台州人的光荣与梦想

【亚太日报】台州，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浙江第三大河灵江水系自西向东流至台州湾入海。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港湾众多，海岸线长630.87公里，占浙江30%。

作为我国瓯越文化的中心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台州始终站在海外交流的前沿，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发祥地之一，也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港和避风港。

台州是我国古代沿海通往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门户，桅樯帆影留下了僧人弘法、商人贸易的忙碌身影。在绵长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台州与海外诸多国家共同学佛典、谈文学、通航海、促贸易，寻求佛教文化上的交流，谋求商业贸易上的互利，在中国对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当前，台州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部署的交汇区，提出了打造“海上丝路港城”的设想和部署。面对重大机遇，我市已全面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让这座沉寂已久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城市，重新起航、逐波深蓝，在辽阔海天间实现复兴梦想。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台州“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重大意义，本报推出《海上丝绸之路·台州》特刊，并通过实地走访，将散落在台州各地的文明碎片重新拾起，立体呈现这座“海上丝路港城”的绝代风华和迷人魅力。

现状篇

申遗：台州人的光荣与梦想

前不久，台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市正式启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

那么，什么是“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台州申遗有何意义？申报进程如何？日前，记者就市民关心的问题采访了市文广新局党组成员许良云和台州市博物馆馆长助理张峋。

台州为什么要申遗？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从而赋予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意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市提出申遗工作，有利于把台州特殊的区位优势、丰富的海洋资源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培育新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台州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而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千百年来，台州与海外的文明对话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异彩纷呈。台州先民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虽经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至今仍较完整地保存着东汉至清末民初的历史文化遗迹100多处。

这些遗存较集中地分布在台州府城和台州新区为中心的近海和江河两岸。其中黄岩沙埠窑址、临海的龙兴寺、台州府城、桃渚城、天台国清寺等等，都是至为珍贵的“海上丝绸之路”所遗留的文化瑰宝。

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除了突出的文化价值外，还蕴含巨大的经济价值。放眼国内，各个申遗城市均将申遗与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等紧密结合，让历史服务于现实发展。比如，“海丝申遗”的领头羊泉州2001年正式启动申遗，通过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国际研讨会等活动，迅速扩大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该市对外贸易总额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福建省唯一出口连续19年保持增长的设区市。

因此，申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对外交流和对外开放，培育文化旅游新业态，进而引领台州实现城市转型发展。

台州人世代以渔为生、与海为伴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特有的海洋文化，也孕育了新时代“敢冒险、有硬气、善创造、不张扬”的台州人文精神，其中“山的硬气、水的灵气、海的大气、人的和气”是台州人文精神的精髓。

我市启动申遗工程，能够充分挖掘海洋文化的底蕴特质，唤起市民对海洋文化的认同感和共鸣，进一步发扬台州的人文精神。

台州申遗胜算几何?

早在1992年，泉州便开始筹划“海上丝绸之路”申遗。2006年，泉州、宁波、广州三城市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联合申报城市经数度扩增至9个城市50多个遗产点。

台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重大，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列入申遗预备名单工作已迫在眉睫。

在今年3月份国家文物局召开的“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上，我市作了表态，明确提出申请加入联合申报城市的要求，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重视。因此，相对于其他申报城市来说，台州申遗工作起步算是较晚的。

然而，独特的自然和经济环境，决定了台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的是，作为我国瓯越文化中心地的台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策源地、贸易口岸，也是重要的补给港、避风港。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佛教交流更加频繁、通畅。古代日本、朝鲜等国家的天台宗佛教，都奉天台山为祖庭。踏海而来的宗教传播与交流，让台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闪闪发光。

因此，对于台州此次“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文化部门持自信、乐观的态度。

台州申遗几时能成功？

那么，台州申遗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未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早在2014年，台州市政府就邀请了上海海洋大学原书记叶骏和海洋文化研究中心的专家来台州实地考察调研，与台州专家一起座谈研究，并确定市校双方加强台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等合作研究。

对于近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关台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论文，我市目前已整理了第一辑30余万字的论文集《丝路探踪——台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同时整理编辑了《台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故事汇。

据了解，今年9月1日前，我市将初步确定遗产点清单，由省文物局上报国家局，然后由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组，对我市在整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价值，遗产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状况等作出评估，最后根据评估情况确定是否纳入预备目录。

所以，我市当下的任务就是开展文化遗存的调查、梳理工作，确定遗产点清单。通过史料查阅、实地走访、专家座谈等形式，对各县市区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海丝之路文物遗存进行深入地调查考察，并作认真的整理和研究。

国家文物局强调，申遗点要对“海上丝绸之路”普遍价值的提炼能有所贡献。而在遗产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方面，省文物局明确，原则上不宜低于省级文保单位。目前，我市主要的三个申遗点确定为天台国清寺、临海千佛塔、黄岩沙埠窑，而台州府城墙和桃渚城两个遗产点还在待定中。

申报上去之后，国家文物局还要来实地考察，就保护状况、文化内涵等方面深入了解。至于能否确定进入预备名单，还得等专家来论证之后才能确定。

因此，我市还将继续研究、调查梳理文化遗存，做好各项保护工作，建立“四有档案”。一切顺利的话，2016年，我市将举办首届“台州海丝文化节”。随后，还将开展“台州海丝文化史迹巡礼”等系列宣传活动。到了2017年，还将持续开展将文化节和史迹巡礼活动。

释义

什么是“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项目？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线路始于秦汉，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包括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作为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线，它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回国之路，也是郑和的探险之途。现在，它是关系经济、交通、文化、旅游等诸多体系的国家战略。

目前，已有泉州、福州、北海、广州、漳州、宁波、南京、扬州、蓬莱在内的9个城市相继联手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行列，准备在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继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后，我国又一重大的申遗项目。

宗教传播篇

佛教天台宗

久远宗风海外犹热捧

说到台州最初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无疑是发端于佛教，更肇始于向日本、韩国撒播佛教文化的种子，并结出累累硕果。

鉴真、最澄、成寻，佛法精深，大师们将衣钵代代相传，虔诚地来到天台山求法修行，用佛法传播为中国与海外的交流打开了一扇大门。

天台国清寺

日韩天台宗的“寻根热”

天台国清寺是中外佛教界圣地。历史上，它不仅是天台宗的发祥地和根本道场，也是日、韩、美和东南亚各国天台宗的祖庭，至今仍有迹可循。

寺门在东，小小的一扇，门上古朴端庄的四个红底金字“国清讲寺”。名曰“讲寺”，正是说明其为传讲正宗佛学之所。甬道两侧浓荫蔽日，修竹夹道，平添了深幽神秘的气氛。

沿着小园幽径、翠竹石阶而上，就在大雄宝殿后东侧，有一座中日祖师碑亭，亭子落成于1982年，仿明建筑，亭子的匾上书写的“发乳千秋”为赵朴初先生所书，意思是天台宗教义好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千秋万代地哺育着信徒。

亭内竖着三块石碑。中间是“天台智者大师赞颂碑”，左为“天台行满座主赠别最澄大师诗碑”，右为“日本最澄大师天台得法灵迹碑”，记述了最澄大师到天台山从道遂禅师和行满座主受学得法的经过，以及修碑因缘。

往西走，眼前的建筑似乎比周围的都要新些，这是“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1995年6月17日，韩国、日本等海外天台宗300余人前来国清寺，与国内各名山长老和僧众一起举行盛大的纪念堂建成庆典法会。

纪念堂内供奉着创立佛教天台宗的开山鼻祖智者大师、韩国天台宗大师高丽义天大觉国师和当代天台宗的中兴祖上月圆觉大师的青铜坐像。

三尊铜像都作结伽趺坐，手结定印，俨然佛相。像坐后面，还竖着三块彰德碑，分别刻有韩国天台宗第二代宗正南大忠撰写的三位祖师的碑文，颂扬诸祖创宗功德。

而走进国清寺东侧的文物室里，一段段尘封的历史扑面而来，这里有最早的关文度牒原件照片，1086年，高丽王子义天携1000余卷教典经书回高丽，创立了高丽天台宗。

唐贞元年间，日本高僧至国清寺求法，回国后在京都比睿山创建了日本天台宗。这里还有日、韩天台宗赠送的大大小小诸如铜鎏金钟、佛像等物，足见交流之频繁、友好。

在这里，一泓溪水、一片瓦檐、一尊佛像，都有奇特、毓秀之处，都见证了一幅幅曾经交流往来的篇章华彩。

临海龙兴寺

临海龙兴寺

将天台宗的“种子”带到日本

从临海紫阳古街信步走去，不一会就到了龙兴寺，这是一座依山而造的寺庙，在临海城内巾山西麓。这座千年寺院也是几起几落，几度兴衰。

唐天宝年间，鉴真大师六次东渡扶桑弘法，思托是唯一“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追随的弟子，“四度造舟，五回入海”，历尽艰辛。第四次东渡日本时，渡海队伍强行解散，思托遂留居临海的龙兴寺，自此长住于此。随着思托以后的东渡成功，龙兴寺亦名闻日本。

思托随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九州后，协助鉴真大师创建了举世闻名的日本唐招提寺，并亲撰《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鉴真圆寂后，思托制作的鉴真干漆夹苎坐像，是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今已奉为日本国宝。

因为受了思托所传播的天台宗思想的直接影响，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僧最澄经日本天皇的准许，率领弟子译语僧义真，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入唐。

最澄到达临海时，遇到天台山道邃大师在龙兴寺讲授《摩诃止观》。便从之学法，研习教义。最澄曾于10月7日至天台山，礼国清寺并至佛陇寺从行满求学，后返回临海龙兴寺继续研习天台教观。

道邃在龙兴寺西厢“极乐净土院”，亲手为最澄授圆教菩萨戒。道邃种下的中日佛学文化交流的种子，历经风雨后，迎风怒放，经久弥香。

返回日本后，最澄积极弘扬中国文化，创立了日本佛学界最早的门派——天台宗，并获天皇敕封，成为日本的第一个佛教门派。此后，日本许多僧人经临海或入龙兴寺求学或登天台山求法，成为天台宗高僧。为纪念最澄大师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公元864年，最澄受封“传教大师”，此为天皇授佛界大师之首。

作为最澄留学研习天台教典的基地，临海市博物馆馆长徐三见这样评价龙兴寺：“它是天台宗的‘母校’。”

“日本天台宗的大师总会来到龙兴寺‘寻根’。”徐三见说，在如今的龙兴寺，依稀可见关于最澄、道邃的故事。西厢的受戒碑、道邃大师佛像，都来自于日本天台宗的赠呈。

天台下方广寺

中日“罗汉供茶”仪式的发祥地

天台下方广寺位于天台山风景区北部，距县城二十五公里。寺前有座石拱桥，块石垒砌，古朴大方，站在桥上，仰望石梁飞瀑，蓝天、白云、翠竹、寺观、铜亭、石梁瀑水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令人流连忘返。

殿后罗汉堂，五百金身罗汉系清代木雕，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据传东晋昙猷曾在此结庐修道，为五百罗汉道场。”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琦说，“这与《西域记》记载的‘佛言震旦天台山方广圣寺，五百罗汉居焉’相吻合。”

在晚唐，许多信士都在这里住宿烧香，供奉罗汉，从而衍生出了闻名中外的茶道艺术——罗汉供茶。周琦介绍，中国历来视茶为“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具有提神益思之功效，而罗汉需茶提神益思。所以每日要以茶供罗汉，故称“罗汉供茶”。

海外最早详细记载下方广寺“罗汉供茶”事迹的是北宋时期的日本僧人成寻。宋熙宁五年（1072年），成寻抵达天台山，参拜天台宗祖庭，瞻礼罗汉道场，在其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十九日辰时，参石桥以茶供罗汉”。

南宋期间，日本高僧荣西、道元、圣一国师等相继入宋，构成了天台山与日本“茶叶之路”。“而将‘罗汉供茶’东传日本的是日本僧人道元，他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来天台山求法，回国时将‘罗汉供茶’仪式移植到日本永平寺。”周琦说。

至今，日本许多寺院仍保留着这一以茶礼佛的传统，传入民间之后，就逐渐衍生出了今天举世闻名的日本茶道。

周琦说，历史上曾有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同样，天台山与日本之间也有一条历史悠久的“茶叶之路”。这条源远流长的茶叶之路，犹如长长的五线谱，随着中日友谊的发展，将会奏出更加悦耳动听的新曲来。

文化交流篇

天台山文化

曾让多少老外着迷

在中国的文人身上，从来都有励志和闲情的两面。诗、茶、书法，向来是东方式闲情的典型形态。天台山是座神秀名山。除佛宗道源外，它的一草一木似乎都被赋予了灵性，有“丹丘仙茗”之称的天台山云雾茶尤甚。

随着天台宗佛教传入日、韩等国，台州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频繁。寒山子诗、禅茶文化的输出与传播，用“茶叶之路”、“古诗之路”铺就了台州文化在海外的大放异彩、声名愈振。

茶禅沃土滋润海外“茶经”

江南茶祖 日韩茶源

“三伏暑天如寒秋，四季云雾泛浪头”，海拔1000多米的天台华顶山，常年云雾缭绕。峰顶南坡归云洞前，1800年前道教先师葛玄手植的33株古茶树依然生命旺盛，斑驳的树皮，似乎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

“大量史料记载了葛玄在三国赤乌年间为炼丹养生在天台山种植茶树，建有茗圃。”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琦说，这是迄今有文字可考的江南最早人工植茶之圃，葛玄也就成为迄今有文字记载的江南人工植茶第一人。

1988年，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家扬带领专家实地考察，也证实此为进化型古茶树，是古时葛玄手植留下，于是在洞前留下石碑，刻有‘葛仙茗圃’四个大字。

从唐代开始，日本、韩国不少高僧前来大唐习佛求法，天台山的禅茶文化随之输出传播，更是香溢海外。唐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天台宗创始人僧人最澄登临天台山求法。次年回国时，带去了天台山茶叶和茶籽，播种在日本近江比睿山东麓日吉神社的旁边，后人称之为日吉茶园。

近江就是日本现今的滋贺县。如今日吉神社附近还矗立着一块高大的“日吉神社御茶园”石碑，这是中国茶种传至国外最早的记载。最澄归国前夕，台州刺史陆淳曾约司马吴凯等人为他设茶宴送行。

“如果说，唐代的最澄是天台山云雾茶的实际传播者，那么，有‘日本茶祖’之称的荣西则是天台山云雾茶的积极推广者。”周琦说，“荣西在天台山饮茶习俗调查基础上所著的《吃茶养生记》如今已被奉为‘日本茶经’，并奠定了现今日本茶道。”

据史料记载，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荣西禅师第二次来到天台山万年寺，留居二年五个月，其间，荣西深入万年山、石梁一带茶区，了解种茶、制茶技术和煮茶泡茶方法、茶道文化及其功效。

绍熙二年（1191年）荣西回国时，带去大量天台山茶种，一路将茶籽分种于平户、肥前、博多等地；荣西还将茶籽送给京都栂尾高山寺明惠上人，种于寺旁，现今仍立有“日本最古之茶园”碑。

周琦告诉记者，天台山的茶与茶文化不仅传到日本还传播到了朝鲜半岛。韩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三国史记》记载了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年），唐文宗召见遣唐使金大廉于麟德殿，并赠予天台山茶种籽，金大廉带回茶种籽，始植于韩国全罗南道地理山（今智异山），其地立有“茶始培地”之碑。

“金大廉带回的茶种在智异山附近播种并广泛传播，目前，智异山仍是韩国优质名茶的主产区。”周琦说，“1999年浙江大学茶学系韩国留学生李恩京以《中国天台山和韩国智异山茶树比较形态学的研究》为题，经三年研究，最后得出韩国智异山茶树源于天台山的结论。”

“历史上曾形成一条从古老的天台山经古越国都绍兴到古明州（宁波）出海东渡的茶叶‘海上之路’，天台山传播的茶种不仅成就了世界级的名茶‘西湖龙井’，更成为日本、韩国茶叶栽培及茶道文化的源头。”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枫在《浙江名茶处处香》一文中指出，道出了天台禅茶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寒山子诗风靡日美

隔着海岸的那股“寒山热”

寒山子的诗歌，或劝善戒恶，或讥讽时态；或寄情于草木虫鱼、山水胜景；或流露看破红尘、超然物外之态。就是这种语言通俗，风格多样的诗歌。早已漂洋过海，在日本，欧美等国风靡一阵阵的“寒山热”。

而最早把寒山“带”往海外的，是在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62岁的日本僧人成寻来到天台山巡礼参拜，从国清寺僧禹珪处得到《寒山子诗一帖》。

翌年，成寻命他的弟子赖缘等五人将书籍带回日本。在成寻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里，也记载了这段轶事。

这就是最早流播于日本的寒山诗版本，从此，日本寒山学研究的大幕一举揭开。此后陆续有多个版本的寒山诗集传入日本，受到相当高的推崇。在中国，只有诗本而注释本无存。但在日本，近百年来却有多种注释本流传。

除了注释、校译和评论外，寒山和寒山诗也成为日本美术作品和小说创作的热门题材。20世纪，日本又再度兴起《寒山诗集》出版热。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地所收藏的中日《寒山子诗歌》古版本，竟达17种之多。

不仅是学术界对寒山千般喜好，日本民间对于寒山的各种传说和一切与“寒山”这个名称有点关联的事物，都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甚至每逢农历新年，不少日本游客都会到寒山寺拜谒、听钟。

“我自遁寒岩，快活长歌笑”。鲜为人知的是，寒山子隐逸七十余载的“寒岩”，就在天台。夏日的天台县龙溪乡后岸村，荷池飘香，风光旖旎，在荷池畔抬眼望，有一段长约十里山高形险、峭壁如城嶂的山体，当地人称其为“十里铁甲龙”。就在这山岩的西北角，有一大洞，谓之“寒岩洞”。

我们沿着蜿蜒山路缓缓而上，杂草丛生，也没有路标。绕过一个山塆，眼前豁然开朗，是一个高约15米，长、宽约20米的大洞穴，洞口有四五人围聚在一座佛像前。湖北出家的释慧传师傅，痴迷“寒山文化”，在洞旁的小屋已经居住了一两年。

洞内有佛像七八座，有的是两尊并坐。释慧传说，这便是寒山与拾得。拾得是山下国清寺的僧人，与寒山情同手足，在民间被称为“和合”二仙。

看着眼前幽静的洞穴，我们不难想象，当年的寒山子戴着用桦树皮做的帽子，木屐破衲，每每于林丛野径间得句，便随便题写在松林山石上。住石床，与虎鹿为邻，与林鸟共唱山歌，吃食更是自在，“携篮采山茹，挈笼摘果归”。

也许，就是诗中这种悠游的人生态度，让寒山子诗受到海内外收获了一众“粉丝”，并影响至今。

寒山子隐居的寒岩洞

商贸往来篇

台州古港口

china老早就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要想在史料中寻找古代台州与海外贸易的点滴，似乎不那么容易，国内文献中都绝少记载，寥若晨星。

其实，台州分布着三门湾、台州湾和健跳港、章安港、海门港等海湾良港近40处，它们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转型、繁荣的各个时期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早在汉末，台州就有海外贸易的存在。唐朝，章安港开始了“市舶”海外贸易。北宋，章安、松门两地设有“市舶务”，管理海外贸易；三门湾则是南北海上航运的必经航线，至宋代，三门湾口的宁海与日本间就有一支通商船帮。

台州古代港口贸易也为不断出土的文物遗迹所证实，这其中的翘楚就是三门湾口岸航线遗址和沙埠窑青瓷窑址。

三门湾口岸航线遗址

水下沉睡“藏宝图”，此间有路通琉球

在三门长街镇山头村，有一座叫满山岛的小海岛，草木旺盛，杳无人烟，面积仅有0.4平方公里。岛上南端怪石嶙峋、洞穴深幽，北侧是广阔的海涂。

三门湾港口众多，是中日间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而把守诸港口的，就是这座今已归于沉寂的满山岛。史料记载，南宋时，就在此处设有海防关口“临门寨”，也是中日船队出入海的中转码头。

“南宋时期，朝廷与琉球群岛商贸往来频繁，三门湾凭借优良的港口优势和发达的经贸，成为南宋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三门县博物馆馆长郑有堆说，当时航海技术不像如今发达，航海多沿着海湾弯弯曲曲地航行，而满山岛，因为突出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了重要的补给港、避风港。

“在三门，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三门湾口有一块石碑，上刻有‘此路通东京’五个大字。”郑有堆笑着说，甚至有个老人说起曾用脚踩过那块石碑呢，“这‘东京’应该就是当时的琉球。”

然而遗憾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对三门湾口的考古探索中，考古学者们一直未能找到传说中的石碑。但是，在满山岛卵石滩的山坡岩崖凹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器物，从海浪撞击倒塌的山坝断面看，不仅有大量的印纹陶片，还在滩涂中找到大量朽木，经辨认属于腐烂的船板。

“满山岛面积委实太小，祖先没必要登上这样的小岛生活。因此，不太可能有遗址存在。”郑有堆说，海上风云叵测，这些遗存，就证明了往返船舶遇上风浪沉没于此。

2008年，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专家在三门湾口的海底，发现一艘明代商船残骸，并探测出多个水下文化遗存，一幅水下“藏宝图”正缓缓向我们打开。瞧，海上船舶来往如织，灯火隔岸相望，一派繁盛。

“花岙岛大佛头山上有一100米的巨石，形似大佛之头，兀峙海上。唐宋时就被当作航海标志。”郑有堆找出史料，在雍正时期的《浙江通志》上记载：“大佛头，高出海中诸山数百丈，周一百余里，日本人入贡以此为向导。”也就是说，当时日本进贡的船队看到此山，就知离南宋都城临安（现杭州）不远了。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藏宝胜地’，是独一无二的。”郑有堆认为，三门湾口岸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了桥梁性的作用，实现了与海外贸易往来的可能性。

黄岩沙埠窑遗址

穿越千年的青瓷传奇

夏日的黄昏，肆虐了一天的太阳终于收敛了耀眼的光辉，取而代之是淡淡的朱红，柔和地照耀着喧嚣的大地。

沿黄岩院沙公路前行，在黄岩沙埠镇栅溪村路段靠近山边的一侧。你若留意，便会发现山上散落着各色不成形的瓦片，这里正是与栅溪村隔路相望的凤凰山窑址。

晚唐至北宋时期，是台州青瓷发展的全盛时期，这其中的翘楚就是沙埠窑青瓷窑址。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埠窑址共有7个窑址文保点，规模最大的窑址为1万平方米，最小窑址为3000平方米，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凤凰山窑址。

凤凰山窑址设置在小山坡上，烟囱在山顶，窑炉火膛及制瓷作坊置于山脚。沿着“文保单位”石碑的右侧顺着山坡往上爬，杂草丛生的土路上，碎瓷片、窑具残片俯拾皆是，有沉甸甸的质感。细细找寻，有的青花瓷碗、盘、盏等还相当完整，仿佛刚刚出窑，被工匠随手扔在一边。

从地上拾起一片瓷，只觉得它造型古朴典雅，釉色滋润光泽，刻花纹饰苍劲有力，其瓷质也很结实坚硬。“沙埠窑产品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釉，其釉层较厚，玻璃质感程度强，绝大部分釉层有冰碎纹，并且釉泽清澈润莹，透明如镜。”黄岩区文广新局副局长符艺楠说。

在来此之前，记者去了趟黄岩博物馆，那里陈列着6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沙埠窑青瓷。其中一件北宋的镂空缠枝花青瓷熏炉尤为精致，青瓷熏炉整体近球形，炉盖饰镂空的缠枝三叶花，炉身浮雕重瓣莲花纹，釉色柔和莹润，器型优美玲珑，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台州这段辉煌的工艺史却被正史漏记，直至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在黄岩秀岭水库考古时，发现了沙埠窑址，并证实其年代为晚唐至北宋年间。

随着沙埠窑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沙埠青瓷的知名度亦不断提高，逐渐引起了海内外考古学界及其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从1992年起至今，已有美、日、德、法等多个国家考古专家慕名前来考察。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来台州学术交流，将出土于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址的青瓷片与沙埠青瓷进行了比对，从其器形、胎釉、纹饰等特征证实产自于沙埠窑。此外，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亦相继出土了沙埠窑生产的青瓷碟、壶、碗。

“这说明唐、五代、北宋时期，沙埠窑产品除就地销售外，还远销海外。虽然线路没有明确记载，但最大可能就是通过水路。”符艺楠说，“新中国成立后，院桥曾出土过不少古代海船，船桅杆埋藏的深度，多为二至三米，说明当时这里曾经是海洋。此外沙埠镇附近有个自然村，村后有一个东西走向的谷口，是古代海船进出的门户，称‘海门’，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符艺楠说，经过千年沧桑演变，黄岩的地形地貌发生了变化，但沙埠窑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遗存，无疑在台州海外经济贸易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