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前全球匯市風起雲湧:客觀看待人民幣波動

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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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由中國擔任主席國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將於兩周後正式開啟,全球外匯市場又開始暗流湧動——美元在週一因為美聯儲官員的鴿派言論而暴跌;日元則因央行寬鬆預期耗盡而再度暴漲,美元/日元一度跌破了100大關;英國脫歐後的不確定性令英鎊前景撲朔迷離。

在全球匯市劇烈波動的背景下,人民幣近期仍維持穩步升值趨勢。截至北京時間8月17日16:00,美元/人民幣報6.6325;美元指數報94.85,美元/日元報100.85。

儘管市場對於G20前後的人民幣走勢較為樂觀,但隨著私人部門持續償還外債、週邊不確定性積累,未來人民幣波動仍可能持續加大。“我國外匯市場已進入多重均衡狀態,跨境資本流動已成為影響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的主要因素。資本專案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超過經常帳戶,則意味著人民幣匯率走勢越來越具有資產價格屬性。”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在《匯率的本質》新書發佈暨研討會上表示。

美元劇烈回調

在7月25日,美元指數觸及近兩個月的最高點97.56。然而,在持續了一段窄幅震盪行情後,本周美元劇烈回調。

週一隔夜公佈的一份檔詳述了美國三藩市聯儲主席John Williams的鴿派主張,即其似乎反對美聯儲於近期加息,美元因此暴跌。

近期,較為疲軟的美國經濟指標也打壓了市場對加息的預期。

美國勞工部週二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月率CPI上升0%,市場預期為0.1%,前值為0.2%,升幅創今年2月以來最低,主要因7月汽油價格下降4.7%,為自今年2月份以來首次下跌;食品價格保持穩定水準,但家庭的食品消費成本下降了0.2%。

“數據顯示美國潛在的通脹壓力溫和,這可能會進一步削弱美聯儲的年內加息前景。” KVB昆侖國際分析師陳家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不僅僅近期的美國經濟數據陰晴不定,美聯儲官員的表態也似乎並不一致。美聯儲“三號人物”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週二接受採訪時稱,“我們正逐漸接近加息時間點。9月份加息是有可能的。”杜德利擁有FOMC永久投票權,他也被看做與美聯儲主席耶倫看法相近的美聯儲官員。

杜德利稱,“聯邦基金期貨市場低估了加息的可能性,並未準確反映聯儲的立場。當前環境下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水準相當低。美國大選不會對美聯儲利率決議造成影響;很難判斷大選不確定性對經濟的影響。”

主流觀點認為,美聯儲今年加息一次,最可能在12月,而這波回調並不代表美元強勢週期終結。“美元指數擊穿95水準使得市場的整體重心開始顯著下移,若今天及本周維持在95下方波動的話,則可以視為有效破位。破位之後市場可能會再度測試6-7月的低位,甚至是90一線。多頭需要回到98上方才能宣佈調整結束。”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對記者表示。

人民幣上下波動是新常態

經歷了去年“811匯改”的人民幣近期也出現了較大波動。

6月18日晚間,在岸人民幣對美元跌破6.7關口,為2010年11月以來首次;此後,人民幣持續波動,人民幣對美元在8月後則連續多個交易日攀升,這一趨勢近期仍在持續。

德意志銀行外匯策略師許丕勵近日發佈研究報告,回顧人民幣匯改一周年以來市場的變化,匯改以來在央行的有效調控下,市場已開始平穩應對人民幣波動。未來幾月人民幣對美元及CFETS籃子貨幣仍存貶值壓力,但不會出現大幅快速貶值。

管濤則認為,未來資本專案對國際收支順差的貢獻逐漸超過經常帳戶,意味著人民幣匯率走勢越來越具有資產價格屬性。

“受境內外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影響,人民幣匯率上下波動是新常態。”管濤稱。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以來,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中國以拋售外匯儲備的方式介入匯市。2015年全年,我國外匯儲備餘額減少5127億美元。這也使得市場開始擔憂外匯儲備的可持續性問題。

管濤表示,市場干預和估值變化是導致外匯儲備下降的兩大主要原因。此外,“藏匯於民”與“債務償還”共振加劇了資本流出壓力。

(資料來源:《匯率的本質》)

2015年全年, 中國新增對外投資3920億美元,契約性對外債務償還 3319億美元,合計7239億美元,相當於外匯儲備降幅的211%。

一般而言,持有外匯儲備主要是防範“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至於未來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管濤認為,以傳統警戒指標衡量,我國外匯儲備規模早已遠超過了進口支付和短債償還所需要的最低外匯儲備量。

((資料來源:《匯率的本質》))

2015年底,我國進口支付能力(進口額/外匯儲備餘額×12個月,國際警戒標準為不低於3-4個月的進口額)為23.8個月,較上年底提高了0.3個月;截止2016年一季度末,我國(本外幣)短期外債償付能力為3.8倍(2015年一季度末為3.2倍),進口支付能力為23.7個月(2014年底為23.5個月),遠高於相關指標的國際警戒標準。

管濤認為,中國未來需要提高對跨境資本流出的容忍度,加快經濟轉型和改革調整,進一步加快國內資本市場發展,同時加強雙向監測預警並完善應對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