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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11月6日周五，法国二次封城整一周。疫情却仍然不见放缓，新增一路突破六万。期间周二和周五加上养老院死亡人数均突破八百。用政府的话说就是每三十秒有一人入院！美国虽然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大选投票日创纪录的突破十万，但美国人口毕竟是法国的四倍多，按比例算，并不比法国疫情严重。
其实这一次封城，法国的目标定的很低，只要单日新增降到5000例就可以解封，这个指标是武汉封城时的近百倍。可就是这么低的目标，法国医学界一片悲观，认为封城一个月是根本达不到的，至少要封到明年1月。而且即使达到目标解封，很快就要进行三封。
法国二封的效果远远无法和一封相比，一是二封非常宽松，基本上除了大学关闭、餐馆和酒吧关闭外，其他一切照旧。
二是民众已经不把封城当回事，到处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包括地铁、公交、超市。学校里也是人挤人，家庭或私人聚会照办不误。据媒体报道，还有的法国人竟然跑到比利时帮朋友搬家！就是高危的老年人不少也拒绝再隔离：宁愿感染病毒而亡，也不愿意孤独而死。
三是医疗体系接近极限，34个省的重症监护已经饱和。许多地方已经要求医生和护士即使感染，只要不严重，无症状或者只有一个症状就必须继续上班。在中国，无症状早就严格隔离，新疆喀什市发现一例无症状就进行全市一轮又一轮的全员检测。法国却竟然要求无症状或者轻症的医护人员照样工作：他们对其他同事和各种病患都是危险源啊。
四是不少地方政府不配合，要求解封一些关门的商铺。有的市长行动极为吸引眼球：率领各商家跪在地上向中央政府陈情。法国大革命都两百多年了，遇事还要官商一起下跪来表达诉求。
五是面对仍然迅速蔓延的疫情，中央政府仍然坚持已见，拒绝提升封城质量。有记者问教育部长：高中会关闭吗？教育部长顾左右而言它，说开学以来只有3528名学生和1165名教职员工感染，这一数字远低于其他领域，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原来近五千师生感染还是值得炫耀的成绩呢，根本不需要采取行动。在他们看来，毕竟有1200万学生呢，才3000多感染，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比例啊。
不过法国奇葩的事情不仅仅是疫情。现在乘飞机需要检测证明，但法国的检测效率越来越低。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我周二也就是11月3号下午去做了一次检测，当时说最多72小时出结果，结果到周五还音信全无。只好周六再去化验室询问，这才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虽然可以现场打印结果，但问为什么邮件收不到，回答则是对不起，不清楚。殊不知，这也是人为在增加社会流动性啊。
不仅法国，被西方捧为防疫榜样的德国也是一样。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公布的数据，69家实验室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周，即截至11月1日，已经积压了98931个检测标本。科赫研究所的报告说，而在两周前，52家实验室仍有20799个标本有待测试。最近有55家实验室称检测试剂和吸管头等所需材料不能得到及时供应。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报告说，它们的检测能力接近负荷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巴黎机场直接有人公开售卖假检测证明，每份150到300欧元，而且电子版和打印版任选。那些阳性的，或者来不及做的都可以用假证上飞机，一圆离开法国的好梦。不过国内的朋友别紧张，这些假证质量低劣，根本瞒不过中国严格的检验手续，他们的市场主要是针对检查宽松的非洲航班。
其实说起来，法国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医学界就一直头脑很清楚，他们一直批评二封的措施形同虚设。流行病专家凯瑟林·希尔就提出首先关闭学校，然后进行严格限制，进行大规模检测，查出无症状者就立即隔离。只是他们生活在法国而不是中国，空有杀敌之志啊。
像美国的传染病专家、负责抗疫的福奇，在大选期间就因为要求采取严格措施而被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喊要把他关起来，现在估计选后被免职是肯定的了。不过说起来，福奇比巴西的两位卫生部长好太多了，他们因为反对民选总统宽松的抗疫政策而不得不辞职。
吐槽就到这里，下面开始进行政治学分析了。我们知道，中国出现疫情时，西方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才导致疫情爆发——尽管面对这个医学问题，全球的医学界都不这样认为。当然反过来说，这意味着西方由于有新闻自由，所以就不会发生疫情。我在巴黎日记第一季曾引用过北京大学有宪政学者之称的张千帆先生在《纽约时报》发表雄文：“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当然事实证明北大这位学者的判断错的实在离谱，不过按照这位张教授的标准，只能中国是宪政民主国家，西方是专制国家了。
那么为什么西方热衷和自豪的新闻自由完全失灵呢？这里，我会结合美国和法国两国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表明这是西方的共性，而非一国例外。
首先，从根本上讲，西方政治人物的合法性来自选举，只要他不叛国、不犯罪，干的再差，也影响不了他的权力。 可是媒体监督却是指向绩效，但 绩效好坏并不影响合法性。 在西方这样的制度下，别说只有监督作用的媒体，就是标榜有制衡作用的立法和司法也无可奈何。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自己的基本盘选民远比媒体重要的多。
比如多数媒体反对，但特朗普就是要在选举前提名新的大法官，而且还创造了史上最快的任命速度：从提名到宣誓就职，仅仅一个月。因为这种做法，可以得到自己选民的热烈支持。
当地时间10月26日晚，特朗普为艾米·科尼·巴雷特举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宣誓就职仪式（图源：澎湃影音平台）
可以说，从制度设计上讲，媒体的作用本就有限，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新闻自由能有多大作用可想而知。
一个政治人物如果尊重媒体，属于锦上添花，可有可无，如果需要完全可以翻脸。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很突出，法国政治人物则是无视。
其次，政治日益极化，不同立场的群体只接受同等立场的观点。 相反的观点即使知道了，也视为是政治攻击、抹黑，更严重的直接当作造谣。甚至更极端的，哪怕支持者相信这是真的，但也丝毫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一个国家处于这种状态下，新闻自由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不同立场的群体会自我封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2018年7月29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91%坚决的特朗普支持者只相信特朗普的话，63%相信家人和朋友提供的信息，而只有11%坚决的特朗普支持者相信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统计发现：截止2018年8月1日止，特朗普在任上558天，共撒谎4229次，平均每天撒谎7.6次。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其支持者的立场。
就是特朗普攻击新闻自由的言论，都得到共和党支持者相当高比例的认同。根据Ipsos的调查，43%的共和党人认为总统应该有权关闭有“坏行为”的媒体，48%的共和党人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之敌”。
法国黄马甲运动曾出现严重的暴力事件，许多文物包括凯旋门都被污损。可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立场完全不同，一个谴责暴力，一个支持暴力，甚至认为是政府故意夸大暴力抹黑抗议者。
这种政治极化导致的分裂不仅影响国家政治，也影响到疫情的应对。疫情发生时，反对特朗普的媒体多强调病毒的危害，而支持特朗普的媒体比如福克斯就淡化疫情，甚至附和特朗普的观点认为是民主党制造的打击特朗普的阴谋。福克斯金牌女主播翠西·里根甚至声称媒体对新冠病毒的报道是另一个“弹劾骗局”，是试图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摧毁”总统。
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新闻自由不但未能发挥遏制病毒的作用，相反却成了病毒传播的帮凶。它不但没有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真相，相反被误导。北大学者张千帆结论错误的原因就在这里。
新闻自由意味着任何立场和观点都可以自由传播，这给了情绪化的、非理性的、极端立场以传播的机会。 它不仅可以有效消减主流的理性声音，并能够成功取代它。从现实来看，越是非理性、离经叛道的极端立场越容易传播，越是诉诸仇恨、推卸责任的观点越容易接受，特别是在那些利益受损的群体中。
比如美国已经进入金融化、自动化和信息时代，制造业在美国占比不过10%，对于广大受损的制造业群体来说充满了愤怒和不满。要他们接受现实的理性解释显然行不通——你说这是历史发展趋势，淘汰是必然的，需要加强学习和培训跟上时代进步，他们怎么可能认同呢？但如果有人讲这是因为政治人物腐败和外国勾结，出卖美国利益，把工作机会给了外国，或者干脆说这是非法外来移民造成的，我们要把它夺回来，把他们驱逐出去，我们要建墙不能让他们进来。这样的话自然会引起强烈共鸣。
中国人经常讲邪不压正，但在舆论场正好相反：越是低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观点越易被传播。
第四则是市场化竞争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媒体品质下降，走向低俗。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美国，法国还没有这么严重。
西方媒体除了政府创办和控制的以外，其他都是市场化运作。媒体竞争本就激烈，再加上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崛起，生存更是艰难。包括《时代周刊》这样的老牌媒体也早就破产被一卖再卖。
为了生存，西方的媒体不得不尽办法吸引眼球，扩大受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低俗。曲高和寡在任何国家都是规律，低俗自然降低了媒体的品质，也降低了它的公信力和监督的能力，甚至在政治议题上饮鸩止渴。
2016年特朗普能够赢得大选，和这些媒体在市场压力下的取向有莫大的关系。虽然多数媒体反对特朗普的政治观点，也反对这个候选人，但它们发现只要新闻沾上特朗普就有收视率、点击率，就能吸引人。于是所有的媒体都把特朗普放到报道焦点，不管是批评还是支持，这种做法迅速的扩大了特朗普的人气和知名度，等于变相为之做免费广告。
第五则是西方社会阶层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中产阶级成为少数，最穷和最富的人加起来成为最大群体。 这除了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外，还导致媒体与大众的脱节。媒体人属于传统精英阶层，也属于中产阶级。过去他们的理念和看法可以认为是代表国家主流，但在新的时代，他们沦为小众。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化，还自我感觉良好的充当国家代言人。这就是为什么2016年美国大选，多数媒体完全预测失败。
媒体这个群体本来就毕竟偏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比较无感，他们很难理解铁锈区民众生活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一个群体一直穷也无所谓，或者从穷到富也可以，但唯独从富有到贫穷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也最容易走极端。反倒是特朗普敏锐地抓到这部分民意，并借此赢得选举。
2016年我在美国观摩选举，印象最深的是特朗普造势现场的狂热和激情。这除了特朗普民粹主义特点外，也和这个群体极端的境况有关。
法国媒体在疫情中主要有两大错误。一是没有从效果上去评判中国抗击疫情的措施，而是以价值观为标准。结果影响了民意和政府，使得法国行动迟缓，难以迅速采用中国成功的方案。二是当法国疫情爆发，立即开始甩锅中国，推卸政府责任和压力。按西方的说词，媒体本应该是自我反思和批评才对嘛。
媒体有立场和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很正常，但不能因此而无视事实。否则只能害人害已。
只是当主流媒体与社会脱节，它还怎样去发挥监督作用？
最后要说的是西方的新闻自由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在涉及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往往导致矛盾激化。
法国刚发生的历史老师被害就是如此。媒体普天盖地的报道，引发全国激愤，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不得不跟进高调表态。结果后果就是：激化了法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增加了双方的对立与仇恨、进一步破坏了法国的族群融合、扩大了极端伊斯兰势力的影响，还助长了极右势力的扩张。
教师塞缪尔·帕蒂（Samuel Paty）遇害后，法国民众走上街头对他进行声援，并支持所谓的言论自由（图源：BBC）
伊斯兰合作组织表示，某些法国官员的言词会损伤法国和穆斯林人的关系。多个伊斯兰国家卡塔尔、土耳其、伊朗、约旦、科威特等国陆续呼吁民众不要再消费法国货。科威特近430家旅行社暂停客机飞往法国。不仅如此，卡塔尔大学周五在推特上宣布，由于“蓄意攻击伊斯兰及其象征”，法国文化周推迟举行。
最严重的是土耳其，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有关法国总统用如此的方式对待国内穆斯林人，首先质疑他的“心理健康”并邀请他“寻求治疗”。为此，法国政府召回大使以示抗议，这是进入现代以来两国首次如此对立。
其他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总统、摩洛哥政府都谴责马克龙的发言。就是法国中东的盟国沙特也加以谴责。在孟加拉国，上万人在达卡游行，呼吁抵制法国产品，焚烧马克龙的肖像。其中一位示威领导人说，如果不把法国大使赶走的话，他们要把使馆的每一块砖都拆掉。另一名负责人则说，马克龙是国家领导人中喜欢撒旦的那一位。
法国收留了数万车臣难民，但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照样猛烈抨击马克龙，说他把穆斯林人推向恐怖主义。他指责马克龙把冒犯近20亿穆斯林人的行为称作言论自由，还想改变他们的信仰。
国内则是法国数十个网站遭遇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黑客袭击。黑客将警告性的语言贴到这些网站的主页上。页面上显示出如下信息：所有虐待真主使者的人必将受到惩罚。此外连续有市长遭到被砍头的威胁。
事实证明，在一个分裂的国家，新闻自由不但不能弥合分歧，反而令分裂日益扩大。
应该说，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任何自由一样，都是有条件和边界的，也都有其局限性，切不可将其神圣化和万能化。即使按照西方的逻辑，媒体是第四权，但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限制。曾有一个网友举过一个例子：我的金鱼在鱼缸里很自由，它也可以跳出鱼缸，它也有权力这样做，但代价就是生命。做为比喻，它还是很有价值的。
前美国参议员莫尼汉曾说过：“观点可以因人而异，但真相不能因人而异。”但今天美国，真相也因人而异，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真相之中。西方的新闻自由走到今天这个境地，其中的教训实在令人沉思。
联邦最高法院布兰代斯大法官（Louis Brandeis）曾指出过：一个充分知情的公民集体是民主的基础。如果人民有渠道获得正确的、真实的信息，有时间理解、分析这些信息，人民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是新闻自由为什么在民主体制中至关重要。
可是这位大法官提出的这些条件在西方还存在吗？多数民众还能获得正确和真实的信息吗？不能获得正确真实信息的民众还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吗？那么，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条件下的政治制度怎么可能不出颠覆性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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