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7月7日文章,原题:为什么西方必须向中国学,而非试图改变或破坏中国 世界正见证中美在一系列领域冲突,但美国对中国经济竞争力和技术进步的害怕并非问题的本质,而是在于一个事实:中国经济成功和现代化结果,不符合西方现代化历史演进催生的那套理念。西方国家存在某种认同和生存危机感,对西方在中国崛起和多极化世界秩序时代的重要性有种不确定感。
美国统治精英们从来没真正努力研究过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建构的,以及政治上的任人唯贤和决策过程、公务员选拔和评估、党与民众的联系等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西方)认为威权制度和治理模式会一成不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党政体制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调整适应。经过几十年学习和修正,中国的制度已具有一定韧性。它是历史形成的,在文化上与众不同,也不是要取代西方模式。我们不能把中国模式浪漫化,也不能妖魔化。
中国的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表明确实存在不同于西方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吸引力。西方的不安,是一种对失去“西式”中国而深感失望的情绪。也可称为“中国综合征”,其特点是心理上的焦虑夹杂着强烈的妖魔化倾向。近几十年来,对中国迷恋或恼怒,影响了西方的研究和新闻报道。它常常产生突兀情绪。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来说,中国既是魅力和机遇的源泉,又意味着不确定和干扰。西方人必须学会在自己习惯的框架之外,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
那西方如何应对未来挑战?挪威外交大臣瑟雷德2月份在Leangkollen安全会议上的讲话提供了答案,“我们不应高估中国对跨大西洋凝聚力的影响,也不应低估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与其体量和实力相应,中国将寻求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国际规范和机构,就像之前其他大国所做的。”“一系列例子表明同崛起中的大国共存与合作的好处。不可避免会有竞争、分歧,还可能有冲突。但在一个强大的多边体系框架内,保持警惕和参与才是解决之道。遏制、对抗和脱钩都不是办法。”(作者Li Xing是丹麦奥尔堡大学政治与社会系、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陈俊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