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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5日清早，Medium网站登出一篇题名为《新冠病毒愚弄了我们所有人，但现在我们终于发现了它的秘密》（Covid-19 had us all fooled, but now we might have finally found its secret）的文章。此文声称，新冠病毒肺炎的病理学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此前所公布的病理机制完全不同。文章作者认为，新冠病毒会将人体内血红蛋白的铁离子分离出来，导致红细胞无法为身体供氧，并致使肺组织在此过程中严重受伤。文章还试图解读特朗普大肆吹捧的羟氯喹实验疗法为何有效。
文章作者使用了libertymavenstock的笔名，但其关联账户则显示为一位在金融领域工作、并无任何医学背景的芝加哥男性（作者父亲是一名退休医生，他随后在一个名为“Small Dead Animals”的博客上发布了注解续文，声称之前发布的文章是由两人合作完成）。虽然没有任何引文，注解显然指的是那篇科学论文，既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也没有得到公开出版许可，文中还掺杂着源自社交媒体的传闻轶事。
尽管Medium允许任何人在网站上发表观点，也没有进行内容事实核查的要求，但这篇文章只存在了不到24小时，随后即因违反了网站有关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相关的内容政策而被移除。即便如此，被移出网站的文章却并未停止引发轰动。原文内容经过Wayback Machine存档，又由右翼博客重新发布之后，用户纷纷在推特转发或分享。截至4月12日，此文已被分享了成千上万次。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围绕疫情衍生的各类错误信息也在社交媒体上肆意横行。一些误报的形式尚且较好理解，比如毫无根据的谣言、蓄意误导或是阴谋论。但也有不少误报显现出不同特征。近几个月来，看似带有科学合理性的声明言论也在广泛传播，甚至即便随后被证伪或不成立，这些言论也无法销声匿迹。相反，它们宛如信息僵尸，在早应消逝很久之后依然顽固地四处蹒跚。
抗病毒药物羟氯喹被大肆宣传为新冠肺炎的有效疗法，特朗普的支持更让其广受关注。然而最先发表此文的国际抗微生物化学治疗学会，随后却在一篇阅读量很低的通讯稿里指出，“学会认为文章不符合科研标准。”
不管是对于Medium这样的媒体源，还是对于大众出版业而言，撤回错误或有误导嫌疑的文章或言论并不罕见。事实上，这样的行为在整个科学界都很常见，医学界亦是如此。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篇论文被撤回，一些是因为学术欺诈，更多往往是因为研究错误而导致结论无效。
勘误是科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科学正是在这走走停停之间向前进步的。创造新知识的过程带有天然的不确定性，难免会犯错，也不得不修正。甚至有些情况下的结论没有被正式收回，最终便被展示为错误研究，不存在永远彻底有效正当的科学信息。
然而，研究者也发现，撤回或纠误的过程并不总是起作用。被撤回的论文在问题被发现之后很久仍在被引用，有时可能和撤回之前被引用的概率差不多。绝大多数案例当中，引用了被撤回研究结果的作者都将其视作有效结论（似乎这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是直接从同行论文里拉来结论，全然信服，却不曾进行事实考证）。与之相似，医学研究者也为之深深惋惜，纠误生效的节奏实在太过缓慢，即便已有更优的疗法出炉，医生仍然在采用已被研究禁忌的老做法。
举个例子，2010年，麻醉医师斯科特·鲁本（Scott Reuben）就被指控医疗诈骗，因其在没有亲手进行试验的情况下伪造数据并公开发表成果，最终有21篇论文被撤回。然而四年之后的一份调查显示，这其中半数论文竟还在被持续引用，且仅有四分之一的引用提到了原文涉及欺诈。考虑到鲁本的论文研究主题是麻醉剂的应用，如此失败的撤回着实令人心忧。
学术领域的撤回到底为什么难以确保生效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信息有其自在生长的方式。 事实、信仰和观点都会由一个又一个的人进行社交传播，这就意味着某一想法的原创者很快便失去了对信息的掌控。 在这个即时报道与社交媒体异常发达的时代，一切都只发生于瞬间。
关于信息社会传播的第一批模型，其实源自为了追踪疾病传播的流行病学研究（是的，现在有很多模型正在被应用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传播预测中）。这些模型将个体视作网络中的节点，认为信息（或疾病）可以通过互相连通的节点传输。
近期，我们跟特拉维斯·拉克鲁瓦（Travis LaCroix）以及安德斯·盖尔（Anders Geil）一起再次对模型展开了研究，以期探究出信息撤回与勘误失效的问题。被广泛认知后又被撤回的信息都具有相同的特征，那便是它们往往不像新奇观点那样引人注意。人们只有在已经听说过原本错误的信息之后，才会关注到撤回或纠误。也只有在周边人纷纷传播错误信息之后，才会开始分享有关信息撤回的内容。这就意味着，信息撤回实际上依赖于错误信息的传播。
信息撤回实际上依赖于错误信息的传播
我们搭建了一个传染模型，错误观点和撤回都能通过人际传播，但撤回信息只能“感染”那些已经听过错误观点的人。经过不同版本的该模型实验，我们发现， 当错误观点迅速且不加选择的传播开时，关于它的撤回信息只能遵从既有的传播路径，且最后难以抵达很多个体。 正如马克·吐温所言，“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走遍了半个世界。”在我们的案例中，则是因为真相无法在谎言之前抵达任何地方。
撤回和纠误信息所面临的另一问题，则是承认错误会令人尴尬，尤其是在错误信息能导致生死攸关的后果之时。虽然瘟疫大流行期间，科学家都渴望在正常环境下，在媒体关注和政治审查之下持续更新观点，但他们可能并不愿意公开收回自己已经输出的言论。
新冠病毒以闪电般的速度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科学家也在加紧跟上步伐。此前运作速度惯常缓慢的学术期刊，如今面临着数不尽数的等待评估与审核的新论文，给很大程度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同行审议制度、荣誉制度带来空前压力。与此同时，大批记者和业余流行病学家四处搜看预印本论文，高校出版社一旦察觉到有关病毒认知新进展的蛛丝马迹，便火速对外释放信息。这些行为就导致了一场完美的信息僵尸风暴，尽管这也证明错误研究很快就能被审查和驳斥，却无法影响错误信息的扩散。
许多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信息僵尸案例，就如同科学界撤回论文的现象一样，只是更加极端。它们通常源自有资质的科学家所写的科研论文，在经过同行驳斥之后被撤回或取消。举个例子，一篇最近已被撤回的论文里，一组来自印度新德里的生物学家称，新冠病毒具有与艾滋病病毒相似的部分特征，很可能是人工合成而来。1月31日，该文章出现在预印本网络平台，也就是科学家在尚未经过同行评议之前发布文章的地方。仅仅两天之后，文章便被撤消，因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纷纷对其研究方法以及结论的翻译提出异议。数天之后，一篇对此文进行详细驳斥的论文在同行评审期刊《新发微生物和感染》上公开发表。然而一个月之后，这篇早已被撤销的论文依然在社交媒体乃至社会各处被热议，甚至在近八年来所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当中获得了最高的Altmetric得分（一个用于评价科研论文影响因子的指标）。尽管科学界全盘否定了这一研究，错误信息却依然在传播着。
媒体关于印度科学家发现新冠病毒具有与艾滋病病毒相似的部分特征的报道
还有些案例更微妙。医学界有关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未来长远影响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便是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能力强弱问题。首篇关于无症状传播病毒的论文，刊登于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文介绍有一位从中国到德国的旅行者，在自身出现症状之前将疾病传染给了四位德国人。但四天之内，《科学》杂志便有报道指出了这篇文章的缺陷，作者从未亲自与文中涉及的中国旅行者对谈，后续公共卫生当局通过访问电话中得知，此人在德国旅行期间已有较温和的新冠感染症状出现。即便如此，谷歌学术统计显示论文此后依然被引用了将近500次，Altmetric指数则显示其在推特被转发了将近10000次。
尽管后续不断有报道质疑论文的研究方法，《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始终没有正式撤回该文。作为回应，在论文发布一周之后，杂志社在一份追加的补充附录里描述了该名患者在德期间的症状进展，至于患者早期的温和症状是否应纳入考虑，则交由读者自行判断。与此同时，随后陆续有研究表明，无症状感染者也有可能传播病毒。不过世卫组织4月13日依然认为，无症状的新冠病毒携带者致人感染的风险“非常小”。事实可能证明，病毒携带者在任何症状出现之前，或症状非常轻微时均可能传播病毒，甚至有些自始至终都没有显现症状的人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虽然解开谜团尚且困难，科学界依然正在努力寻求答案。即便如此，迄今为止，有关无症状感染者具有传染性言论的原始理论基础并不牢固，转发这些观点的人显然对事实真相不太清楚。
另一篇被热议的论文则认为，抗病毒药物羟氯喹和抗菌药物阿奇霉素一起使用时对治疗新冠肺炎十分有效，在特朗普的宣传之下，更是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此疗法的高度关注。论文的研究结果真伪都有可能，但刊印此文的出版方却表示十分忧心，提醒公众其研究方法存在问题。我们又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论文观点的科学基础摇摇欲坠，传播速度却非常快；与此同时，社会上对这些药物的需求量迅速增长，导致真正确定需要该疗法的其他病患陷入危险的药物短缺境地。
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日新月异且高度不确定，也是信息僵尸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和被撤回或批驳的论文发展模式一样，只是出处不同。围绕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病死率（确诊患者死亡的概率）的争论也十分火热，有不少人认为其病死率可能比世卫组织此前提出的3.4%要低十几倍乃至上百倍。
部分争论者认为，诸如冰岛、德国、挪威等在内的国家展开的大量测试表明，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死率实际上比预测数据低得多。虽然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国家患者的病死率已经匍匐上升，此前相对较低的概率数据却依然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斯坦福大学教授、流行病学家约翰·约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曾撰写了一篇题为《夸大信息与无可靠信源信息的危害》，文章于3月19日发表于《欧洲临床研究杂志》。他在文内指出，3月早期德国病死率的确仅有0.2%，但到4月中旬便已升至2.45%，与世卫组织之前的预估十分接近。即便在检测力度大过多数国家的冰岛，4月13日的病死率也已达到0.47%，比一个月前的数值高出四倍。这些数据当然并不意味世卫组织的预估值绝对正确，但却说明一些广泛传播的有误信息应当被重新思考。
面对无法自行消亡的错误信息，我们应当做什么？尤其是在传染疾病全球大流行期间，这些言论已经对决策产生严重影响的时候？ 某种程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是，在一个社交平台信息分享节奏愈发加快的世界，信息僵尸的出现难以避免，但我们还是要坚决与之战斗。 科学期刊和科技记者很快就意识到，公众对新冠疫情的关注欲望十分强烈，与之相关的科学也在迅速发展。即便如此也无法消除风险，依然可能传播没有经过严格审查，或没有注明结论源自不断变化的数据的信息。
媒体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应当与可靠信源紧密关联，在信息出现变化时及时更新。 哈佛大学循证医学中心便留足了几页版面，对当前证据是否能支撑快速变化中的研究问题进行回顾，包括目前数据是否支持羟氯喹的临床应用，以及对新冠肺炎病死率的最新预判。诸如推特在内的平台还应为用户提供针对性服务，尤其是科学家和媒体从业者，让用户有能力解释为何此前转发的内容被删除了。
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更积极地分享撤回信息。大肆宣扬别人的错误可能有些尴尬，但那正是科学家、期刊乃至全体负责任的公民的应尽之事，唯有如此，才能击退那些徘徊在我们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僵尸。
（翻译：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