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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 指北
当史蒂芬·杜(Steven Du)接管了父母位于上海的温控系统工厂后，他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在冬天打开工厂的暖气，这是他节俭的父母先前不愿意做的事情。对此，29岁的他说:“如果你不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他们就会不开心，这样就很难把工作做到最好。所以，这一改变值得付出额外的代价。”
史蒂芬·杜，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年轻的中国工厂老板一样，正在继承他们父母创办的制造业企业。他们手中接过的企业，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廉价劳动力而生存了，因为中国劳动力的萎缩和老龄化，以及来自东南亚、印度和其他地区的竞争，正使中国至少三分之一的工业基础——低端制造商——变得过时。
这项技术升级和实际变革的生死攸关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像史蒂芬·杜这样的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也被称为“厂二代”。
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的研究助理张志鹏(音译)说：“如果我是厂二代，我会努力挽救我的家族企业，使其不至于破产。”他估计，中国大约有4.5万至10万人，接管着中国多达三分之一的民营制造业企业。
路透社专门采访了几位“厂二代”，这些人描述了他们在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工人短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与父母在企业发展道路上存在分歧等挑战的同时，试图将家族企业带入现代化、高效率化的过程。
接受了路透社采访的史蒂芬·杜说，他的父母50多岁，现在已经把工厂的大部分事情交给了他。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史蒂芬·杜在舒适和充满机遇的环境中长大，他在新西兰上了高中和大学，主修电气工程。之后移居美国，在苹果供应商富士康位于威斯康星州的工厂工作。他研究了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生产方法，专注于提高生产效率。
他所学到的这些技能，将在一家1951年成立的工厂派上用场。他父亲的商业头脑和母亲的辛勤工作使这家工厂成为中国大型家电公司的供应商，销售用于商场、电脑室、电池冷却和医疗设备的温度控制系统的组件。
但在史蒂芬·杜2019年接管自家工厂之前，工厂的生产流程还非常传统。他加入后，引入了专门的工业软件，可以跨越会计、订单、采购、交付和其他以前由人工处理的流程。他还改造了工厂车间，使叉车可以轻松地四处行驶，并将存储和生产单元分组，以尽量减少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员工的体力劳动。现在，一个工人只需要在工厂步行300米就能完成更复杂的任务，而在之前这个数字是一公里。在过去的三年里，史蒂芬·杜还将工人工资提高了10-20%，使员工流动率保持在5%以下，这样做带来的好处是，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
张泽清(音译)是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另一位中国“厂二代”。据他估计，自从他开始与父母共同管理位于中国东南部城市瑞昌的蛋制品工厂以来，他通过数字化流程实现了类似的效率提升。
在瑞昌市益祥农产品公司，穿着绿色制服的工人将鸡蛋放入连接在传送带上的杯子里。机器上方的屏幕显示了鸡蛋密封的速度，并估计了每个工人的平均产量，以及包装1万个鸡蛋所需的时间和人力。鸡蛋上的条形码可以跟踪从农场到工厂再到商店的所有流程，并允许主管在手机上监控订单、生产和交付，并根据实时数据做出决策。
张泽清说，他一开始并不想参与父母的企业经营，但他后来觉得自己必须介入，至少在几年内，让现年55岁的父母相信，技术升级和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建立新的分销渠道是值得投资的事情。而自他加入以来，其企业的销售额每年增长35%。
对这些中国“厂二代”的做法，两名行业专家对路透表示，“厂二代”有助于提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发展，这对保持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非常重要。
政府智库中国科技创新研究院(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专门研究制造业升级的学者田伟华（音译）表示，在成本上升、外部需求减弱、制造业中心在成本更低、欠发达国家兴起的新环境中，中国“厂二代”的技术知识和海外学习经验，使他们比父辈有更好的机会保持企业竞争力。但是“技术升级并不能包治百病”，田说，这些“厂二代”们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改革，比如产品创新等。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