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缘何为“数学女王”打破了严格的头巾穿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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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生前及死后都在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Maryam Mirzakhani)将会为世人所铭记。2014年,这位伊朗裔数学家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获得菲尔兹奖(Fields Medal)的女性,这一奖项向来被公认为有“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名。不久前,她英年早逝,年仅40岁,一些伊朗媒体乃至伊朗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本人均为此而打破了一项全国性的禁忌,允许发布她未用头巾遮住头发的照片。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国内的女性被要求必须在公共场合穿戴头巾(hijab)。极少有伊朗女性在媒体上露面时不戴这种头巾。米尔扎哈尼在德黑兰长大, 后来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到斯坦福大学任教,她从没有在公开亮相时戴过头巾。

当米尔扎哈尼三年前荣获菲尔兹奖时,伊朗各大媒体在大加报道的同时,极力避免让她的头发显露出来:他们或是通过数位修图的方式给她的照片强行加上头巾,或是选择刊登她早年戴着头巾出镜的图片,或者干脆自己画一张她戴着头巾的素描了事。不过,当她因乳腺癌病逝于美国某家医院的消息在伊朗各大媒体上传开时,某些媒体最终还是放出了一些反映她真实生活方式的照片。这一次,围绕米尔扎哈尼的主要有两件大事情:她已经成为伊朗国民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以及她已经去世了。

“在这件事情上,她已经死了,”曾供职于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并担任中东项目主管的美籍伊朗裔人士哈雷·伊斯法迪亚利(Haleh Esfandiari)说,“既然她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她在媒体放出来的各种图片当中是否有穿戴头巾,对人们来说就已经是无关痛痒的事情了。作为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来说,它已经全然不相关了。”

持中间立场的伊朗国营报纸《公民同胞报》(Hamshahri)登载了一幅米尔扎哈尼未戴头巾的全身像,并冠之以“数学天才终不敌死亡代数”(Math Genius Yielded to Algebra of Death)这样的标题。而持有改革派立场的《经济世界报》(Donyaye Eghtesad)也刊登了类似的图片,与之相配的标题则是“数学女王的永恒告别”(The Queen of Mathematics'Eternal Departure)。

在另一份改革派报纸《东方日报》(Shargh)的图片上,米尔扎哈尼戴着一顶帽子,相应的标题是“数字皇后落叶归根”(The Queen of Numbers Land)。《伊朗日报》(Iran Daily)报道中的米尔扎哈尼同样没戴头巾,但编辑对图片做了处理,试图使她的一头黑发与黑色的背景融合在一起。据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PRI)的消息,惟有持极端保守派立场的《先知报》(Resalat)和《宇宙报》(Keyhan)没有在头版头条刊载米尔扎哈尼的图片,后者只是在某个内页上放进了一幅她戴着头巾的图片。

伊斯法迪亚利补充道,伊朗民众对这位闻名世界的“天才”和“女王”的感情——混杂着骄傲和悲伤——是极为深厚的,他们的态度完全发自内心,丝毫不加掩饰:“人们景仰她的成就并敬重她的人格……全国现在都沉浸在一片悲痛当中,为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女性因癌症英年早逝而感到万分惋惜。”

马西·阿里内贾德(Masih Alinejad)是一位住在布鲁克林的伊朗裔作家,以在脸书上发起“我的隐秘自由”(My Stealthy Freedom,意在鼓励伊朗国内的女性贴出她们不戴头巾的照片,该主页的关注者数量目前已经突破百万人)这项运动而闻名,她表示:尽管大家把米尔扎哈尼塑造成了某种国民神话般的人物,但他们各自这么做其实是出于非常不同的动机。譬如,她对总统鲁哈尼高调参加悼念活动的动机抱有高度怀疑,鲁哈尼在获知逝世消息后迅速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米尔扎哈尼没戴头巾的照片。

“为什么他们没有在米尔扎哈尼在世的时候公开登载这样的图片?”阿里内贾德质疑道,“现在她一过世,他们就想利用她来占据道德高地,这种做法既虚伪又恶心。他们想要借此向全世界高调宣布,‘大家看,我们打破了禁忌!’——他们试图借助这个机会来展示自己是多么的温和中道。”

早在2014年,在伊朗各大报纸动用各种修图手段对米尔扎哈尼的照片进行“处理”时,阿里内贾德和其他一些社运积极分子曾经就此猛烈抨击过鲁哈尼。阿里内贾德说,她发起的运动“指名道姓地羞辱了”伊朗总统以及那些冒犯性的线上媒介言行,鲁哈尼由此受到了一定压力,这也迫使他之后多次在女性穿戴头巾的义务问题上释放出一些相对宽松的信号。2015年,一名法国记者在采访鲁哈尼时将一幅来自“我的隐秘自由”的照片展示给他,并询问他是否对此感到冒犯。把时间再拉近一些,在2017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一家伊朗电视台对当时负责为《推销员》(The Salesman)代领“最佳外语片”奖项的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著名美籍伊朗裔企业家,童年及少年时代在伊朗度过,后来移居美国求学并与丈夫一道创办了“电信技术公司”,此外她也因首位女性太空游客的身份而闻名——译者注)的图像进行了过滤处理,此事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交媒体上引发风波,舆论对此批评如潮。鲁哈尼所面对的不单是国际上的压力,同时也有来自国内的压力——例如,伊朗女性近来便发起“白色星期三”(White Wednesday)运动,倡议国民在每周三身着白色衣装前往公共场所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不合理的着装要求。

鲁哈尼政府也在其他方面遭逢了国内的不满声音:伊朗的高级智囊正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和许多伊朗人每年例行公事的做法一样,米尔扎哈尼也是离开伊朗去美国求学的。尽管她在事业上的主要发展都是在美国完成的,但她的过世无疑给了伊朗政府和媒体一个机会,透过举行高调的纪念活动并将其塑造为某种国民偶像,借此在象征性的层面上扭转一下人才外流的不利局面。

“他们感到全世界对自己的风评越来越差,因而希望赢回一个好名声,”阿里内贾德说,“玛丽亚姆这个名字已经是世人皆知了,他们想要把她当作跳板,为自己争取名声。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在意女性的选择自由,那么你就必须听取本国所有女性的声音——她们已经在国内为此呐喊了许多年了——而不是装模做样地去问计于一个已经过世的人。”

从她自己的角度分析,伊斯法迪亚利认为,伊朗媒体在对待米尔扎哈尼前后态度上的大转变未必全然都是讽刺,因为这同时也是一种可以谅解的自保手段。“我认为,从这些(2014年参与掩饰了米尔扎哈尼不戴头巾一事的)报纸的角度看,他们或许会认为自己其实是在保护双方,”她说道,“他们也许担心自己的报纸会被查抄及封禁。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种媒体的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想让政府那边的书报检查机关借此生事。”

伊斯法迪亚利接着补充道,某些伊朗媒体恰恰想要利用这次头巾之争的机会来惩罚一些他们原本就打算抨击的女性。在此她提到了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尔琳·艾芭迪(Shirin Ebadi),其获奖缘由主要在于对伊朗国内人权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当那些保守派媒体想要攻击艾芭迪时,他们就会放出一些她在国外没戴头巾的照片,”伊斯法迪亚利说。话说回来,现在的米尔扎哈尼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爱戴,抹黑她的政治性动机目前基本不存在,因此保守派报纸就不再需要为怎么给报道“消毒”而烦恼。

阿里内贾德表示,一些相对不太保守的报纸本次对米尔扎哈尼的报道总体上是客观中肯的,这在男女平等方面算是一点儿微小的进步——就此而言,向那些敢于发声、在政府及媒体作出适当回应前不断对“PS头巾”提出抗议的社运积极分子们致敬,乃是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有些人认为这项成就应该归于玛丽亚姆本人。我自然是高度尊重玛丽亚姆的,她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但是,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总归没有实际参与抗议活动,阿努什·安萨里也没有。这是来自全体伊朗女性的声音,她们一直试图抨击政府。如今,她们的声音终于被世人听到了。(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