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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法學教授龔祥瑞去世後，留下一本遺著《盲人奧裏翁——龔祥瑞自傳》。
關於“奧裏翁這個詞，龔祥瑞先生在1996年8月下旬，臨去世前，用顫抖的手寫下了這麼一段說明：“盲人ORION是一顆星座（獵戶），他摸索著向著朝陽前進。當太陽出來時，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他的是無窮無盡的晝夜。我非常的像他。
龔先生去世前還留下這樣一句話：“當今社會過於看重權力而輕視權利，過於重視國家而忽略了社會。
圖為《盲人奧裏翁——龔祥瑞自傳》封面和龔祥瑞簡介。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為龔祥瑞先生遺筆。圖片由作者提供。
龔先生至死都在為實現現代法治社會而努力、思索。他也激勵人們思考、建設現代法治社會。
什麼是現代法治社會？書本上似乎很清楚，但一到社會現實中就讓人困惑。
先來看看歷史。17、18世紀的兩三百年間，在地球上偏僻的英倫島上，產生了叫作工業革命和現代法治的這兩樣東西。因為這兩樣東西，人類文明的景觀發生了從未有過的爆發性的巨變。一個從未有過的全球性的日不落帝國誕生了，這個帝國僅僅用8000人的海軍就打敗了幾億人口、幾十萬軍隊的傳統東方帝國中國。隨後，從英國移植了這兩樣東西的美國，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就躍然成為新的世界霸主，成為世界上很多人都嚮往的地方。科學技術、民主制度，這兩個耳熟能詳的東西，竟有如此巨大魔力。它的奧秘何在？
簡單地講“天賦人權、“生而平等、“權力制衡、“尊崇理性，未必是讓人信服、心服的答案。因為這些口號式的表達，要麼含有很強的價值觀色彩，要麼帶有特定的地域和歷史的因素，對現代文明制度的客觀性、普世性的揭示並不到位。
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從社會的“自由和秩序的關係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奧秘。
人類的社會生活中，自始就存在著自由與秩序的關係的矛盾。個人縱情實現自己的欲望、利益，難免會給社會秩序帶來衝擊。沒有秩序，社會就會紊亂、解體。所以，傳統社會總要從倫理、政治、法律等方面來控制個人欲望、利益。在意識形態方面也有相應的配合，把個人的欲望、利益看作自私、罪過、煩惱的東西，比如儒家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道家的“無欲、“小國寡民，佛家的“無我，歐洲中世紀的“卑微的人。這是一種通過壓制個人權利來實現秩序的模式，它可以維持相對靜態的穩定局面。但問題是，不給個人自由，沒有個人的努力，新思想從何來，財富怎麼增加，創造從何而來？秩序固然有了，但社會總處於低水準的狀態，時間久了，國家也就積貧積弱、停滯不前。這個矛盾、這種社會狀態就這麼千年、萬年地持續著。
可到了文藝復興後的歐洲，竟然解開了這個矛盾，打破了這個狀態。它產生了一個新的思路、新的模式，即：個人的欲望、利益，不是罪惡的東西，而是天然、正當的東西；私欲、私利產生的負面性，並非因為它本身，而是由於我們沒有調解好由此產生的人和人之間的衝突，才出現的。如果國家把用於壓制個人權利的力量，用到調解民間權利之間的衝突上來，致力於在人和人、組織和組織的權利之間建立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有規則的關係，國家保護每個人、每個組織的權利的無害使用，並且不受他人的侵害，那麼，個人的創造力就能發揮出來，社會秩序也不會破壞，財富增加了，理性提高了，制度文明了，國家也就富強、發展了。牛頓、莎士比亞、愛迪生、愛因斯坦、比爾-蓋茨也會大量湧現。
這是人類史中的一個偉大的轉變，和近代科學的出現同樣偉大的轉變。這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至少是自2500年前左右的“軸心時代以來，人類文明的最重大的兩個發明。
近代科學的誕生基於一個轉變：不再作追求事物本質的妄想，而是客觀地描述出事物之間的運動變化關係，並根據這個關係去改變你想改變的事物。
現代社會的誕生則基於這個轉變：國家權力把重心從壓制個人權利，轉變到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個人間權利衝突的調解上來。它的好處是，自由和秩序的雙實現，實現了有高度個人自由的秩序。私權相互尊重，公權尊重私權，公權受到制約和規範，因為創造的原動力在個人身上，人也是社會中的最終主體。個人創造性得以較大的發揮，增加了社會財富，社會不再貧弱，國家也才會有真正的富強和真正的長治久安。
這個社會理念和社會架構的建立，就是現代社會與法治的奧秘，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內在機理。這就是龔先生呼籲重視權利與推動社會發育的根本理由。這應該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客觀之理，比所謂“普世價值更基本、更內在的道理。
中國人的經濟創造力，大約從改革開放前的二三成提高到現在的五六成。中國人的文化和思想的創造力，大約從改革開放前的一二成提高到現在的三四成。中國人還有大量的創造力沒有發揮。中國要成為真正的現代文明社會，還有很多的改革要做。
圖為20世紀80年代初，龔瑞祥與同事、學生在龔家後花園合影。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