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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據新華國際報導，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將於21日出席在首爾舉行的中日韓外長會，三國外長計畫就三國合作應堅持的原則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等交換意見。外長會時隔三年重啟，標誌著近年來受挫的中日韓合作機制開始復蘇回暖。它能讓三國合作恢復36.5°C的"正常體溫"嗎？
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風生水起相比，久違的東亞合作溫度不高，尤其是中日和中韓雙邊關係面臨新的挑戰。專家認為，外長會的重啟，不論年內能否實現首腦會晤，都可助推三國重新考慮中日韓合作可行的新模式。
三大目的
中國外交學院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員苗吉認為，這次三國外長會的象徵意義大於現實意義，表明三國合作經過近三年的僵持，逐步重啟和恢復。
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化建設始於2008年，此後以首腦會晤和外長會議為支點，向經濟貿易以及民間文化領域廣泛鋪開。自2012年起，由於日本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的舉動，尤其是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上臺後一系列不負責的言論和舉動，導致中日和韓日關係遇冷並陷入僵局，兩大定期會議機制陷入停滯。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中），韩国外长尹炳世（右）將出席三國外長會議。資料圖片
苗吉認為，21日外長會的主要目的是，第一，對重啟三國合作做出姿態性宣示；第二，推動三國FTA談判並就金融、環保等其他具體合作專案進行原則性磋商。第三，商談三國首腦會晤的可能性。
他說，從當前情況看，中韓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府就歷史等問題的態度仍然存在疑慮，尤其是安倍在二戰結束70周年之際將要發表的談話，所謂“安倍談話的基調和內容預計會對首腦會晤的召開前景產生重要影響。
臨時任務
如果說上述三專案的是這次外長會的原則性內容的話，本次會議之前發生的多項熱點事務，可能會給外長會帶來“臨時任務。
其一，由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投行近來頗受關注，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表示將積極參與。在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募集最後期限即將到來前，韓國仍在糾結搖擺。專家多認為，韓方加入亞投行的益處不言自明，作為東亞合作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韓方加入亞投行的經濟裨益很明顯。但韓國要顧及美國的態度，尚未表態。
中國外交部已表示，不排除在三國外長會上討論亞投行有關問題。苗吉認為，鑒於中韓密切的政治經濟關係，韓國是否會選擇近期內加入亞投行對中韓關係以及中日韓合作不會構成過大的影響。
另外一個涉及中韓關係的熱點問題是美國要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的傳言，中方就此表示擔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17日說，中方在反導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一國在謀求自身安全時，必須顧及別國安全利益和地區和平穩定。我們希望有關國家在處理相關問題時要慎重行事。有韓國媒體稱，中方可能在外長會上談及“薩德導彈問題。
苗吉解讀，韓國在經濟上拉近與中國的距離，安全上則依賴美國，在中美間保持平衡、不選邊站隊。中韓的政治經濟關係眼下正處於最好時期，韓國總統樸槿惠政府短期內不會答應美國部署“薩德系統。但是樸槿惠政府在應對“朝鮮威脅方面同樣也採用現實主義的實力戰略，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同意部署這一系統的可能性。如果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將極大損害中韓互信，對中日韓合作進程帶來震盪性影響。
與中韓關係比起來，中日與韓日的雙邊關係更加棘手。日本雖然多次聲稱急於與鄰國恢復關係，但總是會發出一些不和諧音符。這次外長會也不例外。
日本《讀賣新聞》19日放風稱，日本有意在時隔4年重啟的中日安保對話上要求中方就國防經費支出作出詳細說明，還要求中國海警船停止進入釣魚島12海裏巡航。在三國外長會即將舉行前，日方如果提出這樣的無理要求，難免會影響外長會的氛圍。
在韓日關係方面，有關“慰安婦問題的第七次局長級會議本周在首爾召開，韓日雙方就如何縮小意見分歧展開協商，但距離達成一致尚需時間。
多維聯繫
在政治層面，中日韓面臨多項敏感問題。不過，中日韓之間的合作潛能一直都在。
廣義上的外交包括“國家交往和“民間交往兩個範疇。中日韓三國間的經濟依賴度之高、民間交往之頻繁、文化交叉之深已是前所未有，堪稱世界上“民間交往的典範，三國合作有最活躍的公眾參與度和體驗度。
中日韓“民間交往之盛也對國家關係的構成了重要穩定性力量，即使雙邊關係出現問題，也會維持在可控的範圍內而不跌破底線。
原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政治專案官員張暮輝接受新華國際客戶端記者採訪時說，中日韓三國關係涵蓋了大國外交、鄰國外交、經濟外交、民間外交等多重因素，已經遠遠超越了政治和經濟兩個維度。
張暮輝說，本月上旬，三國在召開高官會的同時，也舉行了第二次空氣污染政策對話會，類似領域的對話和合作，不帶有外交防務領域的高敏感性，可列入“低政治合作的範疇。
那麼，什麼是“低政治合作？這對中日韓在外交和防務方面的關係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突破窗口
不少專家認為，中日韓三國可以把“弱政治化領域作為恢復合作的突破口，聯合探索在中日和韓日政治對立“常態化下的“弱政治化方案。
張暮輝建議，首先，中日韓可以拓展和深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與外交防務等傳統安全領域的“言多於行相比，環境、防災、反恐、核安全、食品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更為務實。歐盟的一體化經驗揭示了經濟和低政治領域合作對於政治安全合作的“溢出效應，有益於中日韓三國構建互信。
其次，三國的“弱政治化合作還應引入“官民協力和“官產協力等良性互動，加強政府間協議與民間力量實施之間的銜接，擴展二軌外交的廣度和政策影響力。比如，三國可以考慮設立“中日韓合作基金，由三國政府投入基本金並廣泛吸收企業和社會團體捐款，用於支持三國合作的研究和專案開展等。
張暮輝認為，不論是“政治合作還是“弱政治合作，都需要以三國合作的進一步制度化建設為前提。
三國2011年在首爾設立了三國合作的常設機構，即中日韓合作秘書處。張暮輝認為，秘書處的定位不應該僅限於“協調，可以強化其職能，承擔起三國合作“發起者“組織者和“研究者的多重角色。
“多邊外交都不等同於雙邊外交的簡單疊加，張暮輝說，如何清晰定位中日韓合作的“多邊性，規避雙邊爭議的衝擊，成為三國合作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