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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钱皓】
2018年12月1日，“华为事件”的突发导致中加关系断崖式下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22次就“华为事件”表示了严重关切，并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此后，加拿大驻华大使和中国驻加大使曾一度“空缺”，成为中加1970年10月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外交滑坡事件。中加关系如何修复成为中加决策者和学界的重大关切。
今年5月12日，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致力与中国共同研发新冠疫苗。加方科学家是以基因技术加入研发，并计划将已在中国进行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临床试验的名为“ad5-nCoV”候选疫苗不久后在加拿大进行第三期临床检测。5月1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加两国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双边友好合作和积极的相互支持，并指出此次疫苗研发合作是人类战胜疫情的关键。
中加合作研发“疫苗”以及两国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抗疫物资上的相互援助行动是中加关系自“华为事件”以来从低谷走向缓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体现了贾斯汀·特鲁多自2019年10月再次当选加拿大总理后致力修复中加关系的政治意图，以及中国政府对与加拿大进行双边合作的肯定。
加拿大总理就新冠疫情发表讲话（图片来源：卫报）
截至当下，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宣布研发了超过100多种不同的新冠疫苗，但仅有8种候选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其中包括这株“ad5-nCoV”候选疫苗。该候选疫苗由天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共同合作研发。4月24日康希诺与加方合作团队之一达尔豪斯大学“疫苗学中心”共同向加拿大联邦卫生署提交了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检测医疗授权申请，27日，加拿大联邦卫生署受理并批准了这项申请。
此候选疫苗的第一阶段临床试验于3月在中国进行，108位志愿者使用了不同剂量的疫苗，但剂量最高的志愿者出现了发烧和关节疼痛的症状。4月9日，康希诺在中国启动了第二阶段的临床试验，508位志愿者参加了临床试验。截至当下，北京和武汉共有1210名志愿者参加了一期和二期临床检测。由于疫苗三期临床检测需要在疫区进行，以检测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作为疫苗开发合作方，加拿大科学家表示：第三期临床检测将在加拿大9月前后进行，以获得此株候选疫苗在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临床试验的比对数据，这对疫苗的使用剂量调整、安全性和有效性非常重要。目前中加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此候选疫苗将在加拿大生产，用于加拿大的临床试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加科学家合作研发“疫苗”成为中加关系重建的抓手之一。作为少数党执政的自由党总理，特鲁多自去年10月大选后一上任就面临了一系列来自反对党（特别是保守党）的“制衡”和“质疑”。去年12月10日，保守党联合新民主党和魁人政团在特鲁多领导的少数党政府的反对下，仍成功以171票对148票通过动议，在下议院设立了“中加关系特别审查委员会”，全面审视加中关系，这对有意在其第二任期修复加中关系的特鲁多总理来说，无疑是一种机制上的制衡和障碍。
但特鲁多总理在去年11月20日新内阁组成名单中，新任外交部长商鹏飞（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是一位能够完全执行和体现特鲁多总理修复加中关系的意愿和政策的理想人选，而大选前任命的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Dominic Barton）则是一位中国通，尤其是在加中商业和贸易谈判与合作领域。此次疫情中，在特鲁多总理的直接指示下，加外长与驻华大使相互配合，一方面促进了加拿大16吨援华防疫物资的安全抵华，200万加币捐献给世界卫生组织，支援疫情最重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另一方面也积极协调了中国银行3月27日的7.5吨援加抗疫医疗物资和中国政府5月11日的32吨援加医用物资顺利抵达加拿大。华为公司向加拿大捐赠的个人防护用品也得到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积极协调。
加拿大之所以在此次中国疫情困扰期积极援助中国，一是出于其一以贯之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传统，二是特鲁多总理希望借此契机与中国修复两国关系，尽快重建中加两国之间的正常交流。从中方来看，接受来自加拿大的医疗援助物资，以及回赠后来也深陷疫情中的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一是展示中国人民“以尺还丈，报之以李”的传统文化，二是展示了中国政府愿意接受加方的“橄榄枝”，重建中加健康关系。
然而，中加关系的重建不仅受到来自国内的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美国因素也是加拿大政府实践其自主外交诉求的外在压力。作为加拿大唯一的陆上邻国，美国数百万计新冠病人的骇人数据和死亡人数的暴涨所激起的美国国内的“恐外症”情绪也自然外溢至加拿大。此次疫情所产生的次生灾害首先体现在以美国为首的“推责”言行以及其所激活的“种族歧视”言行。
2020年4月30日，加拿大下议院“公共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对世界卫生组织高级顾问加拿大人布鲁斯·艾尔沃德的强制传唤令，要求布鲁斯参加下议院“公共卫生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并作证。从表面上看，加拿大似乎在紧跟美国对谭德赛发出的“问罪邀约”的节奏，但实际上这是加拿大政党政治博弈的一种常态。
此强制传唤令主要是由加拿大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和新民党等推动形成，其更多指向是给自由党政府“设障”，迎合国内的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媒体和受众，其内核更多是国内政治而非国际政治，毕竟在大多数加拿大人看来，追踪冠状病毒的源头是为了更好地科学认知病毒，战胜病毒，而不是政治家所玩弄的“甩锅”游戏。尽管中方有媒体对此进行了“谴责”并引起了加拿大保守派媒体的“渲染”，但中国政府对此并无过度解读和过度反应。笔者认为，笼统地将美加列为同类将会导致加拿大被动选择完全站在美国立场的事实产生。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加拿大人布鲁斯·艾尔沃德（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此次中加两国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抗疫物资上的相互援助、科学研发合作上的相互支持中所折射出的人道主义、科学合作精神以及希波克拉底精神是对当下某些国家所出现的“推责”言行和“种族歧视”类的“政治病毒”的最好回击。今年是中加建交50周年，回溯历史，两国从没有历史积怨和历史问题，也没有领土和领海纠纷，更没有地缘战略利益对冲。两国关系在双边合作发展深水区所发生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源自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属于短期内难以消除的结构性矛盾。
从加拿大方来看，冷战结束后，加拿大国内精英和民众不再满足本国的“中等国家”身份地位，认为加拿大作为“七国集团”一员，已然成为当今权力分散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这种主要大国思想下的“复合新现实主义”思潮认为：“加拿大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中应广泛参与并拥有合作伙伴和影响力，从而促进和宣扬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及其独特的国家价值观。”因此，加拿大不再只满足在国际社会中担纲“斡旋者和调停者”的中等国家传统角色，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相反，选取具有选择性的诸边主义路径，偏好在全球低政治领域和经济秩序中担纲积极的倡导者和领跑者成为加拿大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诉求。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全球性经济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渐趋强硬”,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转化，这自然加剧了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天然“疑虑、不信任和担心”，这种刺激-反应模式也体现在“复合新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加拿大对华认知中，中加关系之间的摩擦也可归因于两国对彼此的“变化”认识不足，适应度下降。
事实上，中加双方在价值观方面的共性大于差异。加拿大崇尚“人权、自由、平等、开放、法治”的国家价值观，同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是中国社会主义24字核心价值观之重心。中加双边的“共情和共识”有着共建基础。中国人民对加拿大人民的美好历史记忆是中加友好关系的民间基础、老特鲁多总理与周恩来总理在冷战期间的建交努力和魄力、克里蒂安总理时期的中加“黄金十年”的历史并未远去。
两国政治家在过去五十年外交关系中坚持选择以民生为大局的“务实外交”的政治传统是两国愿意管控两国间意识形态分歧的理由。当下，在各种“脆弱性”不断上升的国际社会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显现出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它要求人类社会在面对共同自然灾难时不问西东、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携手共存。中加疫苗研发合作行动体现了这种共同体精神，相信中加关系在下一个10年中将更有韧性、更加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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