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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世纪前，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感受到现代城市中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特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趋向单一，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他写下了《看不见的城市》一书，在书中展开了他对不存在的城市的发散式想象。如今，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千城一面”也成为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城中村”的拆毁、网红建筑的兴起、公共空间的改造等也给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带来挑战。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在呼唤以人为本的城市时，我们所期许的是什么？带着对现代城市的反思与想象，2020年6月首届三联人文城市奖正式启动，奖项试图通过评选建筑与城市推动一场关于中国城市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的讨论。入围本次评选的作品或项目共计26个，均位于中国境内，空间建成或启动时间为2017-2020年，其中有不少项目已成为当地的人文地标和旅游者的打卡景点，例如长沙的超级文和友、秦皇岛的阿那亚社区、成都的西村大院、深圳的南头古城等。

4月8日最终优胜奖揭晓当天，人文城市主论坛“城市与我们：重建联结”在成都举办。论坛围绕人文、创新、公共和美学四个维度对本次评奖主题进行了阐释。在活动现场，多位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和人文领域的学者针对以上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共同探讨好的城市生活和城市体验应该是怎样的。

建筑师王澍：人与建筑和环境的具体关联赋予城市真实感

王澍是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他的建筑实践从1980年代开启，如今回想，他认为自己刚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对城市造成的全面影响。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的整体建设不断被推倒重来，原本传统中国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在剧烈的变化中受到了冲击和破坏。在短时间内实现这种巨变，不仅意味着成百上千年形成的文化被“归零”，也意味着过去人类生活的痕迹被直接抹去。

王澍认为，当今中国城市的现状是“几乎都经历了系统性的拆毁，几乎都经历了系统性的所谓规划，几乎都已经把代表日常生活真实性的生长细节抹去”。建筑是一个关于空间的概念，但在他看来，建筑的时间性更加重要。从2000年开始，王澍便常常带他的学生去被拆毁的“城中村”现场察看过去的房子是如何建造的。他发现，很多房子并不是一次性建成的，它们可能经历了几代人的改造，根据人们不同时期生活需求的变化，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正是在时间的积累中，人与周边的建筑和环境发生具体的关联，城市空间才有了真实感。传统的建筑和街道之所以迷人，就在于我们能够在其中直接看到、接触到人们真实的生活。如今，王澍依然常常在城市中游荡，搜寻那些尚未被拆除的村落、窄巷中的平房，甚至违章建筑，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往往直接摆在你面前，有一种强烈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他就曾见过有人将一个装满生活用品、带有透明橱窗的柜子摆在自家门口，所有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就如同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装置作品”。他认为这些生动的样本特别值得当代人学习，“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普通人，但永远有一些比我高明的人，他们是我的老师。”相反，面对如今大都市常见的高楼和公寓，我们是看不到人在其中生活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家马伯庸也曾在研究古代建筑的历史时被建筑与人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所打动。在秦朝末期，秦朝将领赵佗趁乱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都城设于番禺，即今天的广州市。199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南越国的王宫遗址，在这个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中，有一系列大型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令马伯庸感兴趣的是，有一个水渠每隔一段就会出现一个向上的小斜坡，对于常人而言，水渠很浅，根本不需要踩在斜坡上过去。事实上，这些斜坡并不是为人设计的，而是为了方便水渠中的乌龟可以爬上来晒太阳。古代园林设计者观察生活的细致程度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在历史遗迹中了解到古人的生活样貌。

另一件令马伯庸印象深刻的是，相关史料中还有文件详细记录了园林中的一片树林，树林中种植的是壶枣树，每棵树都有自己的编号，连树上结了多少颗枣也记得清清楚楚。壶枣本不是岭南的作物，之所以出现在南越国的园林中，与赵佗本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赵佗出生于河北，他的家乡盛产壶枣，然而，在超过100岁的漫长人生中，赵佗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岭南度过。可以想象，在他步入晚年时，身边大部分可以叙旧的人早已不在人世。“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觉得这片壶枣树很可能就是为了一位思乡老人特意设置的。这也让我意识到，建筑的排布其实可以提供或寻找它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马伯庸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如果一个空间能够构建人与人、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它就具备了人文的特质。

南越王宫博物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同济大学李翔宁：网红建筑的符号象征超过实体价值

中国城市缺乏人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文化的崛起有关，近年来出现的“网红建筑”“快消城市”都是典型的消费文化的产物。王澍认为，消费文化就是人文的敌人，当整个社会都向着人文的反方向去发展的时候，真实感就会很快地流逝。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翔宁则认为，“网红建筑”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它代表的是一个建筑在社交媒体上具有影响力，并不指向其价值上的优劣。从流量的角度看，本次入围评选的不少作品也属于网红建筑。李翔宁发现，整个2020年，阿那亚社区的百度指数都名列前茅，其中的“孤独图书馆”更是被公认的网红建筑，此外，超级文和友也多次因为店铺开业引来的客流量被送上热搜。无论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本身是否自觉、自愿，社交媒体带来的流量都可能造就网红效果。

超级文和友，湖南长沙。

网红建筑被广泛传播的主要渠道就是游客们在网络上发布的打卡拍照。根据这些照片，李翔宁总结了两条网红建筑必备的要素：第一，建筑需要有一个适合拍照的宽阔的场地；第二，场地附近往往会设计一个“洞”，光线可以透过这个“洞”打下来，形成光影效果，或提供拍照者一个特别的角度。李翔宁认为，这样的空间能够让游客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沉浸在对建筑的体验中。“在今天，打卡拍照也是使用建筑的一种重要方式，我甚至觉得一个建筑在当代的生命力——它对于公共空间的影响、对于真正去体验空间的人的影响，还不如它在网上传播的力量大。”李翔宁说，“如果把建筑理解为既是一个实体的存在，又是一个网络上再生的替代物，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网络上的符号象征可能已经超过了它的实体价值。”

正如一些建筑师和评论家注意到的，今天人们对于公共空间的参与，已经由“到空间去”转变成“在网络上看”，这一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李翔宁还发现，即使人们愿意去实体空间体验，他们在意的也不是建筑本身。“今天在很多地方，如果你看到有人除了拍照，还会去摸一摸建筑表面的材料，那这个人一定是建筑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建筑的手感是粗糙还是平滑并不重要，他们更关心自己拍出来的照片怎么样，他们是通过图像来使用建筑的。”

游客在上海油罐艺术中心拍照打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先从网络上看到建筑的照片，再去现场体验时，会惊讶地发现现场与照片带来的感受完全不同。在一个快消时代，人们对空间、体验和材料的认知，正逐渐被平面化的虚拟世界所取代，甚至“替身”可能成为“真身”。李翔宁注意到，杭州就有一个摄影基地，里面都是一些“虚构”的建筑，显然，它们是从各种网红建筑的基因中随意抽取元素，再重新组合打造而成的，而这已经成为一种为拍照者服务的新产业。

正如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所写：“使用了真实的符号成为了真实自己的替代；真实的副本令真实不再运转，一个超稳定的程式化的完备描述的机器不仅仅提供了真实的符号，而且短路了真实的运作。于是再也没有真实的产生。”这一点或许是网红建筑现象背后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如今，一些建筑师为了取悦网络上的潮流，可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但在李翔宁看来，严肃的建筑师应该去思考如何从网红现象中拨开迷雾，找到真正能够引领未来的走向。

建筑师张永和：把城市定义为一个生活空间，而不是一个物体

“城市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看来，这句喊了近三十年的口号在中国当代城市建设中早已沦为形式主义的话语装饰。今天中国许多超一线和一线城市的硬件建设水平已位居世界一流，但在“以人为本”这一维度上，却离“人”越来越远。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更加拉大了每个人与城市之间的距离，但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城市、城市与人文、人文与生态的诸多深层关联。

作为此次评奖的终审团主席，建筑师张永和认为，这次评选就是把城市里应该有的“人性”找回来的过程。“人文城市”首先意味着“人”把城市定义为一个生活空间，而不是一个物体；“文”则代表这个空间可以带来精神上的提升。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不少好建筑，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单栋的建筑，而是由建筑、环境与人共同编织成的好的城市肌理。

在以人为目的与尺度的意义上，本次获奖项目或许可以为重建人与城市之间的联结提供一些好的样本。譬如，获得公共空间奖的西村大院就在设计中强调了本土人文精神和集体记忆。该项目位于四川成都青羊区，是一座外高内低、层层相套的微型城市，商铺、餐饮、酒店、办公、运动、休闲、文化都被容纳其中。西村大院的设计一反常见的中心集合式城市综合体的空间模式，采用外环内空的布局，环绕街区沿边修建，围合出一个公园般的超大院落，远看犹如一个“绿色盆地”。主创设计师刘家琨将西村大院比喻为“一个小小的四川盆地和一个大大的成都火锅，贯穿它们的核心是包容”。在他看来，西村大院通过对一个建筑的赋形，呼应了四川盆地的原风景，也体现出成都人的内在精神。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周边社区民众休闲生活的乐园。

西村大院，四川成都。

此次获奖的多个项目主创都表示，一个好项目的落成需要多方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或业主提供的支持尤为重要。不过，获得社区营造奖的“上海社区花园系列”也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在这个项目中，设计师刘悦来罕见地通过实验性城市行动改变了一个社区、乃至一个城市，而他采取的手段只是看似简单的“社区种植”。自2016年在上海市杨浦区建造第一个社区花园后，刘悦来的团队至今已经完成了上海114个社区花园的搭建与改造。在去年疫情期间所有公园都关闭的时候，这些存在于社区内部的绿色空间仍处于开放状态，许多就在居民的家门口。为了让普通人也能自发地参与到营造社区的行动中，团队特意将他们的技术理念编成小册子，完全开源给社区，这样一来，每两三户居民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团队——算上他们的迷你作品，全上海已经有大约700个社区花园。

像“上海社区花园系列”这样的项目不需要寄托于政府或开发商，即使在二三线城市也可以运作自如。更重要的是，社区花园连接了人与自然，也连接了人和人，它让更多的个人行动起来，成为公共空间的主人和公共精神的生产者。这些社区花园原先只是散落在城市中的一个个碎片，刘悦来将它们称为“隙地”，“我们改造的大部分场地都是废弃的、闲置的，或者长期没有人关心的、消极的隙地，但它们汇聚在一起就可能是一个人文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