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日報訊】七國集團(G7)峰會即將於5月26~27日召開。本次會議前夕,平靜許久的外匯市場再起波瀾.。美元重拾升勢,人民幣中間價在5月25日的下調幅度再創新低,前兩天在日本仙臺閉幕的G7財長會議也反映了美日對匯率的分歧不斷加大。此外,“英國退歐”的潛在影響仍讓全球市場揪心。
牛津經濟研究所(OE)首席經濟學家亞當(AdamSlater)表示:“2月的G20上海會議助燃了市場各大央行在幕後進行匯率協調的猜測,但我們認為此次最值得關注的是——近期飆升的日元會否使得日本重陷蕭條?各界如何看待人民幣貶值問題?效果不及預期的負利率政策是否應該棄用?還有哪些國家能加大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匯率協調論”再現
當前,上海G20會議的“協調成果”似乎在慢慢消失,各界開始熱議G7峰會能否讓全球的狂歡再持續一會兒。數據顯示,美元指數在上海G20後最大貶值幅度達9%,而5月至今累計反彈近4%,市場也隨之緊張起來。
“我們認為,通過G20或G20實現類似‘廣場協議’(PlazaAccord)的默契並不現實,儘管弱美元可能有利於美國出口,且新興市場動盪可以暫時平息,也能減少美聯儲對於海外市場的擔憂,但是美聯儲監測國際動態與其貨幣政策受到束縛完全是兩碼事。”亞當說。
近日,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Bullard)表示:“儘管全球的聯動性加劇,央行獨立性仍至關重要,其不能受到政治或其他因素束縛,否則最終會導致一些問題。”
其實,這一所謂的“協議”最站不住腳的一點在於,並非所有國家都對於2月後的匯市走向表示滿意,典型的例子就是本國貨幣大幅升值的日元和歐元——歐元對美元升值1%,日元更是大漲近4%,這對於以抗擊通縮為使命的日本而言是致命的打擊。
無論如何,全球匯市都將在6月面臨更多挑戰,G7峰會更可能的或許是討論如何更好地應對。
當前,美聯儲6月加息預期繼續發酵,美元對歐元升至10周新高;CME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交易員預計美聯儲6月加息的概率為36%,稍早之前該概率為30%,7月加息概率攀升至58%,為今年3月以來首次突破50%;12月加息的概率則飆升至82%。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美元等外部壓力,5月25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也下調191BP至6.5693,變動率0.3%,創2011年3月以來最低。
負利率可行性或遭質疑
除了匯率機制,各國貨幣政策也大概率將成為G7峰會的討論焦點。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類似,OE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在近幾個月繼續放緩,今年增速料僅為2.2%,或創2009年來最低。“鑒於全球低增速持續,G7可能會考慮是否要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或要開始反思當前的哪些政策措施‘拖了後腿’。”亞當告訴本報記者。
所謂的“拖後腿政策”就是近期備受爭議的負利率政策。2014年歐洲央行推出的負利率政策的確打壓了歐元,全球股市大漲,但同年9月再度調降負利率時則效果減弱;同年12月的第三次調降甚至因降幅不足而導致歐元大幅升值,與理想效果背道而馳。同樣的情況也在日本重演,日元自1月29日負利率宣佈以來便大幅升值,甚至已經挑戰了首相安倍的底線。
正因如此,上周的G7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麻生太郎認為,近期匯率市場出現了一些投機行為和單向波動現象,這種波動是不可取的,且匯率過度和無序波動將對實體經濟造成損害。但美國當時似乎並不以為意。
近期,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也撰文指出:“負利率政策並非如支持者們設想的那麼美好,有著明顯的負面作用。”
“一是對貨幣擁有者的剝奪。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實施負利率後,商業銀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轉嫁成本,對存款人收取負利率。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對部分機構客戶實施了負利率,這直接侵蝕了存款人財富。財富的縮減有可能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下降,反而會抵消負利率政策擴大總需求的初衷。”她表示。此外,吳曉靈認為,負利率也可能會傷害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財政政策有待發力
正如今年G20峰會的宗旨,鼓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三箭齊發”,因此G7峰會也將大概率重點討論各國進一步寬鬆財政政策的可能性。
相關研究顯示,2011~2015年,G20國家的財政政策立場有所收緊,這也拖累了經濟增速。儘管2015年和2016年財政政策有放鬆的跡象,但各界預計,2017年起又將收緊。
“收緊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可能是日本。其總負債占GDP的200%,預算赤字為GDP的7%,因此日本此前計畫在2017年再度提高消費稅,以維持財政可持續性,但這很可能會抵消QE產生的寬鬆作用。”OE指出。
亞當預計,此次G7國家可能會提供一些讓日本推遲增加消費稅的理由。“但我們認為,即使日本能推遲到2019年再加稅,這對緩解G20國家2017年財政緊縮狀況而言作用也很有限,預計僅達G20國家GDP總值的0.1%。”
因此,他也表示:“更有幫助的應該是鼓勵各國一致採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不僅會促進增長,也將鼓勵私營部門投資者加大投資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