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傑在他位於北京大學李兆基人文當苑的辦公室。背牆是他拍攝的植物照片。（王其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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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亞太日報特約記者王其冰 |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西北，一處新建仿明清建築前矗立一塊石頭，上刻“李兆基人文學苑。2013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從原來的燕京大學女生宿舍舊址遷到這裏。劉華傑並不清楚李兆基為何人，但他對新建的人文學苑很滿意，“我到北大任教後19年，終於有了一間辦公室，現在跟學生談話不必坐在戶外草地上了。實際上他非常喜歡戶外、野地。

劉華傑的教研室牆壁上醒目掛著他自己拍攝的植物照片，色彩亮麗飽滿；書桌上有一蓬幹枝梅，書櫃裏除了書籍還有一串串大粒的植物種籽。近些年，他關於博物學方面的著書《博物人生》《芳草天涯》《檀島花事》在小眾讀者裏小小地“火了一下，他原本孤單的“植物人生，或更確切地稱——“博物人生不但贏得迴響，作為哲學研究者的職業生涯似乎也開朗起來。

2013年，他結束了在美國夏威夷為期一年的博物學研究回到北大，出版了三卷本的觀察日記《檀島花事》。這部書出版不到一年，加印了一次，這無論是對於前景搖晃的出版社，還是對於研究冷僻的博物學，都宛如一劑強心針。更振奮的是，他申請到一筆“巨額國家社科專案基金，用於博物學課題研究。劉華傑說，建國以來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中從來沒有博物學字樣，他的課題是第一個，而且經費高達80萬元，已經是重大社科專案了。

大約在1994年博士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大學任教時始，劉華傑對北京的野生植物產生了興趣。他像一個熱愛郊遊的學者，登山、拍照、辨識所看到的各種植物。

一個不是植物學者的人喜歡植物，在他者看起來，就如同業餘愛好。但是從這裏劉華傑找到了科學哲學、科學史研究範疇的新路徑。沒過多久，他在北大開設了“博物學導論“博物學文化課程。這是兩門供全校各系學生選修的通識課。

按今天的眼光看，博物學是過時的學科。甚至不能說它是一門學科。在亞裏士多德的時代、盧梭的時代，擁有廣博的生物、地理和物候學的興趣和知識，是作為學者應具備的基本素養。達爾文19世紀進化論的發表是博物學時代的高峰。之後，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它像大河斷流的過程一樣，漸漸流向生物學、氣象學、地質學等等，當科學研究完全進入了實驗室，博物學和博物學者之名謂也隨之從科學研究領域中消失。

劉華傑認為，他從事的是一項“費力不討好、而且力量微弱，甚至可以說是逆時代潮流的工作。

理科男出身的劉華傑對科技的發展並不抱持全面的樂觀，在《星際穿越》等影片和科幻小說《三體》在中國出路越發看好的今天，他堅定地認為“太空移民只是一個神話。如果需要貼標籤的話，他是一個不關注數理星空而關注博物地球的哲學家。

劉華傑一度處於學界爭論的“風口浪尖。十多年前他與其他三位年輕學者曾並稱“Ｆ4，在致力於科學傳播、抨擊偽科學的同時，反對極度的科學主義。

十年後，與劉華傑重新起建立聯繫的方式是通過電子郵件，席捲海內外華人的微信聯絡尚處於他的隔離區。劉華傑仍然使用一部老式手機，而且只是偶然有約定時才啟用——這是他目前抗拒“高科技綁架人生的暫時方式。

“我不能保證明天不換手機，也可能明天就換了，但今天還沒換，這樣我會省很多時間。我可能在這個細節上跟大潮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與十年前相比，劉華傑依然是一個懷疑論者，他以一種相對“退的姿態處世和致學。

劉華傑寫的略帶科學懷疑論的書籍在學術領域不佔據主流，是“小圈子書，劉華傑自我評價說，“跟主流話語矛盾，主流話語是轟轟烈烈的，怎麼賺大錢，怎麼當大官。我們主張賺錢不是最重要的，普通人好好活著最重要。而這反主流。

但有時“退也可能就沖在了前面。比如80萬元的社科基金專案的申請成功；比如博物學日誌贏得的反響。

劉華傑在某些人眼中是走在前面的人。看了劉華傑的博客，聽過劉華傑的講座，有人希望劉華傑下一次看植物時帶上自己，甚至願意出資請劉華傑一起外出考察。劉華傑的博物方面的書籍不但受出版界歡迎，也受讀者歡迎。《天涯芳草》第三次印刷後，之前出版的《博物人生》行將發行修訂版。

劉華傑早先預言博物學方面的書將越來越多，現在似乎正成為現實。隨著中國人戶外活動的興起，關於旅遊、博物方面的知識出現了增長性的需求。哲學教授劉華傑說，“人有這個需求。過上小康生活後，人要過高質量的生活。博物是一個重要選項。

（編者按：以下是劉華傑與本文作者王其冰對話實錄，以饗讀者）

知談錄intellectualtalks劉華傑：博物學讓我們回到生命母體

王：现在不是博物学活跃的时代。人类的技术手段都是电子化的，直接观察自然界这种方法也用得很少。在这种背景下，你是如何进入博物学这个领域的？

劉：這個社會比較主流的想法，已經不需要哲學工作者使它更加主流化、再去推一把。作為哲學工作者，應該去考慮這個社會哪些方面被忽視了；或者本來應當很重要，卻沒有被提到臺面上來；或者政策、領導人沒有很關注這個方面，但是從更大的尺度上、從長遠來看，很需要。

現在這個時代的主要特點就是資訊化、數位化，大家都在按手機，全社會都是這樣，而且好像是勢不可擋。但能不能適當地平衡一下？把這個弱化一下？或者除此之外，有相反的一個方向？現在都是從Ａ到Ｂ，就是從atom到bit，我們說從原子到比特，但是不是原子就不重要了？還是重要的。因為資訊還是漂在上面。根還在原子這裏。虛擬世界是真虛擬，但現在不是真虛，是假虛，假虛是因為有一個期待，就像一個嬰兒生出來還連著母體，這個母體就是土地。就是我們這個地球。在可見的將來，地球還是唯一的生命場。說火星或其他外星有生命，現在都是說說而已。（向太空）移民是一個神話。太空移民是一個科學神話，現代科學打造出來的一個神話，在科幻中或科普中想像。真正靠譜的只有地球。真人相信太空移民神話的人，根本不懂達爾文的演化論（進化論）、不懂博物學。

王：你认为太空移民是一个神话？

劉：對。這個神話帶來很大誤導，就是人們不太重視地球，不太把地球母親當回事兒。認為破壞一點兒，關係不大，將來我們可以去別的地方，宇宙大得很，無限大，我們可以往外走。這是不可能的。為什麼？這是由進化論決定的。我們的身體結構是經過上億年一點一點地演化過來的，雖然人這個物種有歷史並沒有那麼久。如果有能享受地外空間的生物，那也不是我們人類，那是另外一種或一些生命。我們這個生命不行。我們這些在地球上進化而來的生命只適合地球。可能某種病毒、細菌能適應外星球。從哲學和進化論的角度想，長久的生存還是重要的。個體的人頂多活200歲，個體活太久是不道德的，但人類群體要活許多久，將超過100年、一萬年、百萬年。博物學恰好是一個傳統，它比較慢，力量比較小，但是時刻提醒我們土地是重要的。就是這樣一種想法使我關注博物學這樣一門已經衰落的學問。

［關於博物學研究］

王：我認識一位朋友，大學時修生物學，但是他沒觀察植物這方面的興趣。我們一起外出時，我會經常問他，這種樹叫什麼，是哪一科，他回答哎呀我也不知道。

劉：沒錯。現在很多學生物學、生命科學的學生，對植物和動物沒有興趣。反而很多不是學習這門學科的人有興趣。據說某學校的植物標本館，多是心理系、哲學系、電腦系的師生去看標本，有點諷刺。

王：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劉：也許是當初選擇這一學科並不是出於個人喜歡。另外現在很多研究生物的人也不需要看標本。因為他只是研究分子層面，研究分子不需要看標本。比如說研究鹿和熊，只有研究分子就夠了，不需要瞭解鹿長什麼樣，只要知道其ＤＮＡ怎樣排列就行。在試管裏研究，在顯微鏡下研究，久了，會對活生生的生命失去直觀感覺，有可能變得不敬畏生命。

王：那就是說，現在的科學研究基本上遠離了——

劉：宏觀層面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胡塞爾現象學的一種表述。遠離了宏觀——我們五官可以感知的範圍，被模型化的、幾何化的世界圖景牽著走，人類有得有失。在實驗室封閉、可控的人工環境下研究生命，研究的結果很深刻、短程因果關係差別清晰，但並非一點問題沒有。它與真實的世界有一定的差距。自然科學研究的結果不會停留在抽象演繹的世界，它一定要用回來，比如說改造鹿的基因、魚的基因，要影響這個世界，要變成生產力。這樣就會出問題。因為他所理解的那個世界、那個結果是在實驗室裏成立的，而現實的世界要比實驗室複雜得多；變數多，因果網路交織在一起。那麼，如此應用的時候往往會犯很大的錯誤，不是說必然要犯錯誤，但是經常會犯錯誤。

王：在中國的大學裏，像你開設的課程，或者說關於博物學的課程，是不是很普遍？這類課程開設得多嗎？

劉：不多。直接叫博物學的課程可能只有北大這一所。我沒有調查過，我猜測是這樣。在教育部的學科目錄中是找不到博物學字樣的。北大附中倒是有博物課，已經開設了五年，效果非常好。在高校中，博物學的內容還是通過別的課程而得以部分傳授的。比如在生態學、動物行為學、植物分類學、保護生物學課程中，但沒有明確地打出博物學的旗號。若問這些領域的人，有的根本不知道還有博物學（naturalhistory）這種東西，他們不清楚自己的學科是從博物學發展出來的。

王：只有北大是放在哲學學科下？

劉：放在哪是人為的。我們這是偶爾放在了哲學系，不過也講得出道理。目前我開課的課程有三門：面向本科的《博物學導論》，面向研究生的《博物學文化》和《博物學編史理論與方法》。

王：你把博物學納入你的研究範圍，有沒有一個起點？

劉：我有一個長期的計畫，一個大的計畫。先瞭解西方的博物學發展脈絡，把西方博物學通史搞清楚，這需要10年、15年的時間，然後想做中國古代的博物學文化、博物學研究。一開始不敢碰中國的，也很難做。我們這代人看古文比看英文還困難，另外直接研究中國古代，也沒有理論框架，不知道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沒法研究，一大堆材料，無從下手。就像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一樣。他一個洋人，懂中文，但他的中文不會比普通中國人好吧，但是他做得就好，他能一本接一本地寫出來，就是因為他有全球的眼光。他知道西方的怎麼來的，所以他一看中國的材料，馬上就能夠討論起來。我們就討論不起來。我的意思也是先學西方的。把西方的脈絡大致搞清楚。我現在已經做了幾年了。作為中國人，我很欣賞我們祖先傳下來的博物學文化，這個一定要研究。

王：你做這方向研究的最大驅動是興趣嗎？

劉：博物分一階和二階。一階是個體性的，對於我就是玩。二階則不單純是個體的事的，它是一種學術。博物學與我所從事的工作科學哲學、科學史研究可以巧妙地結合起來。科學哲學發展到最前沿，也遭遇到博物學的問題：科技想幹什麼？科技要把這個地球怎麼樣？資本與科技的結合會讓百姓過上幸福生活嗎？哲學工作者能做點什麼？科學史研究的範式最近幾十年也一直在變化，我們要擴大科學史的範圍，超越進步論的實證主義的束縛，而向文化史、生活史方向拓展。這個好處是解放了思想，看到了更多、更豐富的東西。在相當長時間內，國際與國內的科學史研究都深受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影響，太把科技當回事了，把科技從現實社會、文化中孤立出來進行研究。現在國際科學史學界的面貌已經大變，其中的博物學史研究非常多，國內還保守一些。

王：你認為過分強調科學認知，就有點剝離人的生存？

劉：對，科技只是人類文化的一個子系統，它是從文化裏發展出來的。科技當然有一點兒特殊性，但不至於特殊到另類。以前人們往往把科技看作神在做這事，科技在那裏自生自立，自我進化。但是沒有人、沒有社會、沒有文化母體，它什麼也進化不了。科技與政治、社會相糾纏，從來如此。現在不過是要把它放回去，把科技放回它所生長的土壤。放回去需要勇氣，需要編史觀念的解放。

王：你計畫用多長時間完成這項工作，估計10年？你有專項研究經費嗎？

劉：10年不夠。我10年前做這項工作時，不但沒有經費，別人也不理解。最多說你只是試一下。後來我們提出了“博物學編史綱領，不再隱瞞自己的想法。到了最近，就有人覺得是回事兒了，很支持，也發了一些文章，形勢確實在變好。2013年我意外申請到了一個社會科學基金的一個大課題，上面就有“博物學這幾個字。應該說，我趕上了好時候。我保證，我不知道誰是基金評委。有了錢，可以做得更好一點，我正在組織一套叢書“博物學文化，已出了兩種，到2015年初能出4種。

［關於博物學傳統］

王：普遍来看，现在我们不太会描述自然界，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我们叫不出事物的名字，比如春天来了，花儿开了，白的、红的、黄的、蓝的，除此之外就不会描述了。

刘：不知道基本术语，就叫不出名字。但这只是表现原因，深层原因是人们对自然事物的兴趣不够大，缺乏关心。古人就不是这样，比如唐宋元时代，文人用词很具体，他们会分辨得很清楚，因为生活中会用到。可以说，那时候的文人都有博物类的维度，当然他们没有高科技的维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博物。

王：与他们相比，我们不知道周围自然界存在的事物都叫什么名字。

刘：这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贫乏，语言也变得贫乏了。

王：我曾读过一篇英国作者描述春天到来的文章，他的春天描述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各种各样的植物的名字。

刘：其实，英国的植物种类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植物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社会发达，它的博物学很普及，相关的书籍很多，教育系统很发达，所以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它们的指称是什么。哲学上讲，指称不明，就是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不知所云。

王：中国的诗经楚辞那个时代呢？

刘：当时是知道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现在都搞不清楚，宋代有学者说指的是蒌蒿，一种可以吃的菊科植物，不是指浮萍。

王：台湾早些年推出了几本有关楚辞、诗经中的植物的书籍。

刘：台湾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要把一种植物对应起来，上千年了，很难办，需要精细考证。比如有人说《诗经》中讲的兰跟现在的兰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科的，《诗经》中的兰是菊科的，跟现在兰科没有关系。对不对呢？要准确回答，需要立一个项目去研究。

王：就是说需要很多考据，很多事情弄不清楚，时间久了，大家不知道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

刘：现在的人读《诗经》可能把内容都背下来了，但是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那么跟古人对话就隔了一层。孔子讲读《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最不济也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物想入门，就是要知道事物的名字，名字就是一把钥匙。现代社会不缺知识，只是知识跟我们个体没法链接，而知道名字，一检索就对应上了，它跟自己就连上线了，否则它跟你之间永远是分离的。

［關於知識］

王：在你的理解，你认为什么是知识？

刘：知识是相对于生活的东西。最早的知识是能帮助人生活得更好的具体东西，后来变成了抽象的东西。伴随工业文明，人们发展了一些不是生活必需，而是操纵别人、控制世界的东西，比如登月、造原子弹、造核潜艇，为此人类发明了很多新知识。这些高科技的知识，从好的方面讲，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对我们的可持续生存也没有正面作用，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但现在的教育就是要让你迅速地了解最前沿、最具竞争力的知识。

而从博物的眼光看，价值观就要倒过来，首先我们要了解跟土地相关联的知识，比如野外求生或者野菜，日常生活厨艺方面的知识，而那些高科技的知识不是必须的。按照老子的讲法，智慧出、有大伪，坏知识学得越多越有问题。

现在最坏的人肯定是知识比较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想做坏事他一定坏得很厉害，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反倒坏不了多少。历史上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也最来劲、就邪乎！高科技犯罪也是这样，都是一些高智商的人利用他所学的知识干的坏事。这个过程中，习惯上人们不会指责知识，总会指责具体的人，批判这个人的行为有问题，而知识没问题，知识被始终认定为中性的甚至善的。现在社会都是这样。我们就在怀疑，知识本身就有这种可能性，哲学上讲，起初发明某种知识就具有某种意向性，虽然它没有去实际上干坏事，但它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发展这种知识就是为了杀人，战争、信息战，培育病毒，本身就是为了杀人，但一般都不明说，而打着保卫国家、预防他人攻击或者纯粹科研目的的旗号。

王：你认为知识是独立的客观存在？

刘：知识不是客观存在，都跟物种相关，而且不光人有知识，我觉得其他生物也有知识。要生存，就一定要了解环境，调节自己的行为，哪怕是阿米巴虫——一个很低级的动物。再比如黑猩猩拿一根草杆伸到蚂蚁洞里钓蚂蚁，鸟编制一个窝等，这样的行为都包含知识，这样的知识与人的知识没有本质的不同，但西方哲学不承认这一点，西方哲学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来自柏拉图，柏拉图严格划了一个界，但我觉得没有道理。

王：你怎么看希腊哲学？

刘：柏拉图的思想是反自然的，他的思想强调数理、理念、理性，亚里士多德不一样，他比较平衡，他研究过动物学。但长期学习哲学的人认为《动物志》不值得一看，太琐碎，根本上不了台面，所以探讨《形而上学》（就是“物理学之后）、逻辑学、伦理学和修辞学，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博物研究方面不重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十卷，十卷当中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是有关博物的。现在我们的解读是，他的博物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

王：就是说这是他构造后面这些学说的基础。

刘：建立因果关系，比较困难，但可以讲他的哲学离不开博物。他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也离不开某些感性的东西，以前哲学是藐视感性的，哲学研究抽象思维，概念分析才是哲学的工作。没有感性的基础，哲学也走不太远，只可以走一段距离。亚里士多德属于全才，他在几个层面都很优秀，他非常了解动物。他的大弟子是植物学家，是西方植物学之父，主要研究植物学，他研究动物学，师徒二人是互补的。他弟子的书的写法完全模仿老师的写法——《动物志》的写法，这些以前都被忽略了，或者觉得跟哲学没有关系，事实上是有关系的。

后来的卢梭，我们都认为他是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但他同时也是博物学家，他晚年用了15年研究植物。一些人即使知道这个事实，但也认为跟他的哲学没有关系。而我我觉得有关系，因为他关心植物，所以他的自然观、教育观也与众不同。如果没有他对于植物的爱好，他的自然观、教育观或许不是这样。

［關於我們的生存狀態］

王：植物代表一种古老的存在。

刘：人跟植物打交道是非常古老的，因为不了解植物就会饿死，或者被药死（毒死），这是最基本的知识，现在不用担心是因为有人代劳了，菜市场卖的都被检验过，生活中有了中介。

王：越来越多的手段使我们的生活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把我们与自然界越发的隔离开来。

刘：现代社会发展使得中介不可避免，中介多了会有问题，不是说没好处，也有好处。关于问题，比如地震，灾难发生的时候，中介都不好使，货币不好使、黄金没有用，黄金直接换不了小米，金条又吃不了，那时候书本知识也没有用。灾难发生的时候农民最厉害，因为农民跟现实世界打交道。地质学家、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户外活动爱好者也可以。那些坐在屋子里包括科学家，实验室做研究的人都没戏。

王：你怎么评价人现在这个阶段的生存状态。

刘：总体上不自然，人更多地被人造物所控制，就是所说的异化，异化是个普遍趋势，对于普遍趋势很难说它好，好不好通过问卷能问出来，采访10个人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多数人感觉不好，不适应，觉得有点问题，但谁都不想停下来，或者说想停下来，行动上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会有损失，可以说，你已经被绑架了。有个别人摆脱了这种状态，也找到了出路，但还是少数人。

王：你摆脱了吗？

刘：我还没摆脱，但是相对来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王：从长远、宏观来看，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会越来越依靠手段？

刘：对，越来越依靠人造化、虚拟化的东西，货币越来越虚化，整个社会也越来越虚化，这可能是短时间内不可避免的，我也清楚这个大趋势。

王：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

刘：从哲学上讲，很难是一直，一直是一万年还是十万年这个不好说，但个体的人生很短暂，一百年，最多两百年。或者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跟着感觉，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太理性，而这个所谓理性就是主流，符合主流的叫理性，不符合主流的就是非理性。我可能显得非理性一点，或者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表现得有点反科学。

王：你算反科学吗？

刘：早先我认为不是，现在我认为可能是。

王：早先有人说你反科学。

刘：早先，我们拼命地辩解，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学科技的，我们所做的也是为了科技更好，后来发现我有点反科学，也不是说他们说的对，因为他们所说的反科学与我认为的反科学还有点不一样，我现在自认为有点反科学，是因为科技中有的东西很变态，它威胁了整个地球的生存和大多数人的生存，绑架了人，这我当然要反对。但我反对的不是全称，科技中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生态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研究，一些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这是我喜欢的，而且它也没有大的危害。

王：我划一个界，你说的这些停留在比如非电子时期？

刘：也不是说非电子时期。有了信息网络，我们做博物学方便了很多，比如鉴定一个物种，以前很麻烦，现在很方便。别人说我用了科技又反科技，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已经造出来了，我不用是傻瓜，但不能说用了就说好，我用是被迫的，已经充斥着这种东西，那我用了还要批判你。

王：那现在人家还说你是反科学的？

刘：说的人少了，我们这些人也有反思。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一点反科学的精神，说明他没有动脑子。动了脑子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发展存在不正常的东西。比如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但是最基本的空气却有问题——今天早上就是这样，出门会觉得空气有一股煤烟味儿，就像在锅炉房一样，喝的水不干净，吃的菜不放心。高科技解决了什么呢？不但没解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反而加重了，而这加重追根溯源与科技的快速发展有关系。科技的快速发展吊起了人们的胃口、欲望。

以前人们骂政客，其实政治家的作用是次要的，政治家即使有了野心也做不成，只有政客跟科技捆绑、合伙才能做成，这需要科学家帮忙。就像纳粹，纳粹跟科学家合作，在毒气室快速杀人，想快速杀10万人很难，那就让科学家研究怎样可以快速杀人，这是标准的科研项目；像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做人体实验，这也是标准的科学。现在认为不对的，当时却被认识是科学。他们写实验报告，很严谨，这在现在看来也符合科学。但科学界通常不愿意承认，但这当然属于科学；现在国际市场上化石走私很多，都说犯罪分子是农民，这很不公平，农民哪里知道哪个化石值钱，怎么挖、怎么装、怎么销售，这都是科学家做的；计算机病毒也是高智商的科技人员设计出来的，农民设计不出来，政客也设计不出来。科学家都说好的、造福人类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王：你有没有向社会传播你的研究、学术的计划。

刘：当然有。经常有人找我做博物学讲座，比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博物旅游的讲座，在国家图书馆老馆，听众还挺多。从听众反馈来看，大家觉得还是非常重要，他们觉得对他有帮助，有时候，讲座可能会改变他的行为，他的爱好。

王：你的听众群体大概是什么年龄阶段的？

刘：都有，但中年人比较少，中年人都比较忙，两头多一点，小孩老人比较多。有孩子听，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