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 把脈恐怖主義

亞太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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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張寧

2002年至2013年,我曾經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三個國家長期工作。這是一度被列為全球最危險國家前三名的地方。在那裡的生活經歷,讓我對恐怖主義有了些直觀的感受與印象。在亞太日報這個專欄,我希望把一些心得陸續寫下來,與大家分享。

歷史:起自不平 以暴易暴

恐怖主義的產生有着深刻而複雜的背景。恐怖主義是“弱者反抗強權的武器”,這種論點,不僅為恐怖組織所標榜,在一些學者和專家中也頗有市場。

古代較為有名的例子有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的多項刺殺行動、公元一世紀猶太人水中下毒反抗羅馬帝國入侵、11世紀末波斯伊斯蘭教伊斯瑪儀派“山中老人”的暗殺團等。

這些組織和個體,雖未被冠以“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的名頭,但從其思想灌輸方式、訓練模式和行動特點看,和現代恐怖活動有不少相似之處。

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的畫像。

“恐怖主義”這詞的出現,最早是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執政的雅各賓派為保衛政權,宣佈用“紅色恐怖”對付政敵的恐怖主義刺殺和破壞行動,“對一切陰謀分子採取恐怖手段”。反過來,封建貴族也將雅各賓派的措施稱作“恐怖主義”。

其後,較為出名的恐怖活動包括188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和1914年奧匈帝國斐迪南大公遇刺。後者甚至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導火線。

一般認為,現代恐怖主義自20世紀60年代肇始。冷戰的鐵幕,説明恐怖組織成為“寵兒”,政治勢力出於打擊和削弱對手的需要,或明或暗地支持恐怖活動,導致恐怖勢力逐漸坐大。這種流弊,遷延至今。

現代恐怖主義有別於古典恐怖主義“密室定謀、單騎一劍”,而體現出跨國化、職業化、組織化、遊擊化、多樣化的特徵。

1995年,日本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在地鐵施放毒氣,造成多人死傷。 資料圖片。

愛爾蘭“共和軍”、西班牙“埃塔”、意大利“紅色旅”、日本“赤軍”、法國“直接行動”、秘魯“光輝道路”和1995年策劃東京地鐵毒氣案的日本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可算個中翹楚。誕生于阿富汗反蘇戰爭的“基地”組織,至今仍然存在並繼續活動。

冷戰結束後,東西對抗、軍備競賽、戰爭危機相對緩和,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分歧則更為激化,恐怖主義“意識形態”色彩更為濃厚。

現實:標籤任貼 標準兩重

對恐怖主義的界定存在較大差異。一些國家從本國利益出發,在國際反恐問題上,設置雙重標準,增大了反恐合作的難度。

粗略算來,對恐怖主義的廣義定義超過百種,在反恐合作中,這種定性分歧形成掣肘。一方眼中的恐怖分子,卻是另一方標榜的自由鬥士,這造成混亂,使反恐共識與合力的形成變得困難。

民族分裂、宗教矛盾和領土爭端是當下恐怖活動三大根源。

以恐怖手段進行民族分裂活動,“爭取民族自決權”、“建立單一民族國家”,這些口號具有吸引力;打着宗教旗號反抗“宗教壓迫”和“文化侵略”,利用信仰,推銷暴力;在中東社會,一種觀點甚為普遍:為了解放被占領土,可以採取一切手段。

冷戰結束後,東西對抗、軍備競賽、戰爭危機相對緩和,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分歧則更為激化。 資料圖片。

了解這些背景,可以幫助厘清現實: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一些大亨仍從財政和人員方面支持“伊斯蘭國”,因為兩者都懷抱恢復伊斯蘭教哈里發帝國的“宏圖”;在敘利亞,西方國家把試圖顛覆合法政府的人員稱作反抗軍,卻又要從中費力把屬於“伊斯蘭國”的勢力摘出去。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軍方和情報機構人員私下告訴我,不少被貼上“恐怖分子”的人,其實不過是反對美國軍事存在的武裝人員。因此,處於客觀和公正的考慮,我在稿件中儘量使用“武裝組織”和“武裝人員”這樣的中性詞彙,而避免直斥其“恐怖組織”和“武裝分子”。

種種差異和分裂,使聯合反恐成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992年,蘇丹穆斯林領袖哈桑·圖拉比告訴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法國人反對德國佔領時,你們有一個尊貴的名稱——抵抗運動,巴勒斯坦人反對佔領時,你們卻稱其恐怖主義。西方有雙重標準……伊斯蘭教發展使你們感到恐怖,但你們忘了十字軍東征和殖民主義。你們在國內宣揚寬容和多元化,但是卻不能容忍存在另外一種文明模式。”

一方眼中的恐怖分子,卻是另一方標榜的自由鬥士,這造成混亂,使反恐共識與合力的形成變得困難。資料圖片。

時隔二十多年,這番話似乎仍未失去現實意義。各種政治勢力在滿足私利的先決條件下才來考慮反恐,這或許是越反越恐的根源。

藥方:陣線聯合 標本兼治

消除分歧,開展有效的國際合作,這是普遍認同的反恐良方。然而知易行難,實現起來絕非易事。

我認為,開展有效的國際反恐合作,首先應該更好地發揮聯合國以及其他各類國際組織,包括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和國際刑警組織的作用。

早在1972年,第27屆聯合國大會便將反恐列入議程並成立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特設委員會,對恐怖主義根源和防治加以研究。此後數十年間,聯合國陸續推出多項決議,強調反恐國際合作。

近期巴黎暴恐事件後,聯合國安理會11月20日通過決議,呼籲國際社會加大對“伊斯蘭國”和其他恐怖組織的打擊力度。中國、俄羅斯、美國及歐盟一致表示,當前形勢需要各國加強反恐合作,組成統一戰線。

11月20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決議,譴責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發動的恐怖襲擊,呼籲國際社會加大打擊力度。新華社記者李木子攝。

由聯合國主導反恐,摒除私見,促進團結,增進共識,這是血的教訓又一次敲醒警鐘後,必須面對的現實。

各類國際和地區性組織在反恐合作方面的積極影響力應當繼續擴大;多次飛機遇襲事件發生後,航空器安全的重要性凸顯,各類航空安全公約,對於從國際法領域確保反恐合作的規範化和制度化,十分重要;恐怖分子可以自由越境,警察卻無法做到,國際刑警組織的積極介入,顯得更加必要。

恐怖主義背後有着各種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無論是滋生土壤、表現形態和寄生群體都各不相同。因此,開展有效的國際反恐需要標本兼治。反恐問題,從根本上看也是發展問題。縮小發展差距,提升社會文明、促進族群和睦是剷除恐怖主義土壤的必然途徑。

沒有人可以做到完全客觀地描述事物,所能做到的只是:盡可能讓自己擺脫主觀臆斷和感情衝動。近來,巴黎和馬里的槍聲與爆炸,似乎讓血腥和暴戾突然彌漫。對恐怖主義的研究和對策分析,成為必須。希望以上所寫的這些文字能助益于讀者諸君的思考。

作者簡介:

張寧說,15年的記者生涯,似乎在不斷演繹一路向西的橋段,仍只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初級實踐。

2002年至2014年,張寧在10餘年間,五度轉場,先後在巴基斯坦、澳門、阿富汗、伊拉克和香港駐站。儘管從業經驗豐富,遺憾一直未能“沖出亞洲”。

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三個堪稱危險國度的摸爬滾打,令他的肌肉變硬,心腸變軟,略悟生命脆弱而寶貴的意義。

2004年東南亞海嘯、2011年美國撤軍伊拉克、2015年尼泊爾地震……這些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時,張寧都在現場,見證歷史。可以說,更多時候他的記者生涯與爆炸、槍擊和災難相伴,與此同時,他也試圖找尋這個世界何以變得如此恐怖和異常的答案。

“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仍不安寧,戰亂、恐怖、災難、災害,幾乎無處不在,今有幸借助亞太日報這一新媒體平臺,與朋友們分享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幫助朋友們了解己身足跡尚未達到的領域,這是我最大的欣慰。”

張寧說,這些對戰地經歷的回顧,絕無自傲自矜成分,更多地是想和同儕分享內心交織的悲欣,共同為尚在硝煙裡煎熬著的兄弟姐妹祈福。過來人的心從未離去,仍與你們相伴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