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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亚·艾伯纳（Julia Ebner）是一名记者和反极端主义智囊团“战略对话研究所”的研究员。她日前出版了新作《走向黑暗：极端分子的秘密社会生活》（
Going Dark: The Secret Social Lives of Extremists
），为了这本书的创作，她曾以五种不同的身份卧底于意识形态各异的十几个极端组织。这本书向我们重现了极端主义分子最黑暗的想法和行动，同时也告诉了我们最佳的反击方法。
是什么促使你做出卧底的决定？
朱丽亚·艾伯纳： 我的正职工作是战略对话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负责监控极端组织，并且通过我们的数字分析工具开展研究，以此窥见极端分子的网络生态系统。举个例子，我们能够追溯某个虚假情报的来源，也能分析出某个极端主义运动是如何在不同平台间传播的。然而，极端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社交动态我一直没完全弄懂。我感觉我无法真正领会组织内成员的某些内在动机，也无法通过我的真实身份渗透所有渠道。因此，我卧底的目标是更多地了解这些关系网中的人文向度，并且揭露他们招募、激进化洗脑、建立关系网和交流的策略。
为什么社会维度如此重要？
朱丽亚·艾伯纳： 思想的灌输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的。每个组织的社交模式形态各异，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会创造某种独有的次文化，拥有自己的词汇、专属笑话和梗。很多新成员的驱动力并非来自政治或是意识形态层面，而是来自组织的社交层面。对有些人而言，组织甚至可以替代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有些成员与组织完全融为一体，他们心甘情愿代表组织去实施暴行，最有倾向这么做的是把组织摆在“被袭击者”这种弱势位置的成员。去年的极右翼恐怖袭击者——从新西兰基督城到德国哈雷市——似乎都与组织内部通过信件和视频有过联系，以获得认可和赞许。
《走向黑暗》
在打入组织内部时，你发现不同组织的运作方式惊人地一致。各组织有什么相同的基本操作呢？
朱丽亚·艾伯纳： 他们的线上和线下策略都已非常成熟，他们会利用我们社会的弱点，用量身定做的宣传主张瞄准新的“猎物”，这些主张会标示出让“猎物”不满、恐惧和沮丧的东西，并为他们奉上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 所有极端组织都会巧妙地结合怀旧之情和科技未来主义——通过高度现代化的通讯方式来传播反现代文明的思想。 他们的宣传主张描绘了一幅世界末日般的未来图景，其中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皆来自组织之外。只有加入组织，并参加对敌人的防卫战才能抵御威胁——这些敌人可能是被动防御型圣战组织（defensive jihad，指当敌人进攻时才防守反击的穆斯林，与“offensive jihad”相对），也可能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此外，这些组织还有着共同的目标：加速“指日可待”的文化、种族和宗教之战的到来。它们用浓浓的手足情谊和崇高的共同目标当作对成员效忠组织的回报和嘉奖。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各组织都是用这样的手段留住新成员的。
2017年在美国夏洛茨维尔的那场由新纳粹主义分子和极右翼组织成员参与的持械游行对美国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吗？
朱丽亚·艾伯纳： 是的，我认为它是转折点。原因如下：首先，它是第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大型另类右翼运动；其次，在这次游行中，相对比较零散的国际上的极右翼人士以新的形式建起了同盟：反犹太主义的新纳粹主义分子与犹太复国主义兼反圣战者并排走，崇尚极端自由主义的极右翼活动家与旧保守主义人士肩并肩。
放在全球范围内，它也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决策者和安保人员一直低估了极右翼的威胁，直到游行升级为暴力事件，且民权人士希瑟·海耶在暴行中丧生，才为他们敲响了警钟。虽然特朗普评论此事时表示“两边都是有好人的”——这显示出他对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态度似乎并没有改变——但情报和安保部门均已开始部署更多资源以应对威胁。这同样也为美国私企敲响了警钟，夏洛茨维尔事件已导致爱彼迎、Patreon（众筹平台）以及PayPal（在线支付平台）等企业取消了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服务。
在希瑟·海耶被害的地方，人们自发为她祭奠 图片来源：Evelyn Hockstein/Evelyn Hockstein for the Guardian
你曾说过自己认为“传统妻子组织”（Trad Wives）令人感到尤其不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又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朱丽亚·艾伯纳： 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组织：组织里的女性渴望恢复极端保守的性别角色，回到允许女性被肆意虐待和施暴的时代。“圣战新娘组织”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接近她们的群体。传统妻子组织的极端思想也与其他团体不同：其他极端组织会妖魔化组织之外的人，并培养成员去憎恨他们，但妻子组织的成员只会偏激地憎恶自己。看到女性带着恐惧和挫败感加入这样的组织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她们的感受我完全能体会——当今世界，女性背负着事业与家庭的双重负担，此外，所谓“勾搭文化”（hook-up culture）和快节奏线上约会的盛行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加剧了她们的压力。
你获悉过哪些令人震惊的信息？
朱丽亚·艾伯纳： 新招募的组织成员和极端活动很多并非受到意识形态和信仰的驱动，而且比例高得令人震惊。很多年纪特别小的、十几岁的成员甚至对政治根本没兴趣，一些人甚至对组织的意识形态倾向一无所知。激励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全新的集体认同感。这些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孤独的解药。组织内部的游戏化机制也是一个强大诱因，尤其是对想通过游戏从生活的无聊中解脱的年轻人而言。
2019年3月基督城恐怖袭击中，极右翼袭击者在新西兰的两座清真寺中杀害了51名穆斯林，这次恐袭中也有件事让我“大开眼界”。当阅读他们所谓的宣言以及浏览国际极右翼分子网络上的反应时，我震惊地发现他们竟很难分清游戏和现实，以及网络引战和恐怖主义。很多极右翼的线上支持者并未意识到袭击已真实发生，他们依然认为这是一场游戏。
有哪些有争议的举措可以进一步打击极端主义？
朱丽亚·艾伯纳： 争议性举措——也就是短期内卓有成效但到中期却会产生相反效果的手段——包括针对极端主义的禁止网络引战，禁止人肉搜索和禁止非法侵入他人电脑等举措。这些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多人的不满，导致出现“以牙还牙”式的恶性循环，最后驱使更多人投入极端主义和暴行。我认为实现“反动员”有更加温和的方式，比如为对抗俄罗斯的“假消息运动”而挺身而出的立陶宛民间组织“波罗的海精灵”，这样的方式反而更有希望打击极端组织的洗脑行动。其他富有创造力的民间团体举措还包括“#我在这儿”（#Iamhere）行动，该行动旨在在Facebook新闻页面上的仇恨和极端评论下留下正面评论，从他们手中夺回阵地。
你的新作将如何帮助人们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极端组织洗脑？
朱丽亚·艾伯纳： 在公民社会的层面上对抗威胁，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操控性手腕有更明确的认知；线上的网民拥有更高水平的作为社会主人的勇气。这本书尝试鼓励大家做到这两点。
《走向黑暗》这本书旨在提醒大家注意极端主义分子洗脑同情者，以及操纵“主流事物”和威吓对手的惯用手段。我希望通过让大家了解这些组织的内部运作和讨论，能够帮助人们抵御这些运动的侵袭。这本书的最后章节也讲述了勇敢的民间团体对抗仇恨言论、激进思想洗脑和虚假信息传播的举措。写这些的目的是鼓舞更多的类似举动，以及激发大家在网络环境中更勇于挺身而出。在地铁上看到有人因其种族被攻击、侮辱或骚扰时，我们会见义勇为，但在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用户看着仇恨、诱骗和恐吓的言论不断发酵却无动于衷。为了对抗极端边缘组织在虚拟世界的这股力量，我认为，这一点必须改变。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