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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截至4月22日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万多例，远远少于很多单个欧美国家的确诊病例数，但公共卫生体系脆弱、贫富分化严重、工业化程度不足，使非洲的疫情发展趋势不容乐观。正如一位美国传染病专家所言，全球抗疫的成效其实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
“木板”
。
非洲疫情是如何传播的？当他国无力援助时非洲各国该如何自救？国际社会又该如何防止疫情的“毒水”从最短的“木板”上溢出？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今起推出“非洲疫思录”系列稿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三十出头的理查德卷起铺盖仓促出走，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尘土飞扬的黄色土路。密密麻麻的人影背后，是笼罩在烟尘中的首都塔那那利佛。
“上一次大家这么干，可能还是18年前内战爆发的时候。”来自马达加斯加乡村的理查德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我父母都是农民，正好可以去投奔，待在即将封锁的城里，还不知道吃了上顿有没有有下顿。”
理查德有两个子女，一家四口把四个行李箱严实地捆在一辆老式自行车上，向着南方的乡下进发。
据非洲疾控中心4月2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52个非洲国家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686例，其中死亡病例1191例。目前整个非洲仅剩下科摩罗、莱索托两个“袖珍”国家没有报告确诊病例。从当下的数字来看，非洲的感染情况与美、欧、亚洲等地相比不算严重。但对其检测能力的质疑声音一直强烈，而世卫组织、非洲疾控中心等专业机构均认为，非洲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波及，甚至正成为疫情的下一个“震中”。
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主任约翰·肯戈桑就发出警告，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病毒检测和传染病监测能力的不足，影响并不限于本地，可能导致对全球产生影响的再次大流行。
不过，也有声音指出，目前非洲的疫情发展似乎并没有如初期预测的那样进入高位。目前来看，确诊人数的增长曲线明显比欧美更加平缓。不少观察人士提出非洲的检测能力过低导致数据被低估，但同时，也有诸多迹象显示病毒在非洲的传播并非遵循与欧美完全相同的模式。
农村与城市，富人与穷人
在多个非洲国家，不少人像理查德一家一样，赶在政府封城前逃往乡下避疫。没有搭上汽车的人则迈开大步，希望将病毒和可能到来的饥饿甩在身后。然而，乡村也并非绝对安全。
非洲的首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多为欧美输入，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枢纽。进入4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开始不断出现社区和农村传播病例。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警告称，新冠病毒正向非洲的农村地区扩散，且目前已有超过16个非洲国家出现集群病例和社区传播。
谭德塞认为，在广大农村地区，非洲各国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将面临严重困难，他因此主张非洲各国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加强现有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同时呼吁二十国集团加快对非洲抗疫的支持。
在世卫组织、非盟和非洲CDC的协调下，截至4月上旬，非洲已经有47个国家具备了病毒检测能力，但数量依然与非洲国家的检测需求相距甚远。目前，具备检测能力的实验室多位于非洲国家的首都或中心城市，很难开展大范围检测。
即便是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内部，大量贫民窟的存在也让人难以放心。贫民窟面对的不仅是医疗物资、人员的短缺，其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也受到严峻考验。
比格娜米妮医生一直奋战在意大利贝加莫镇抗疫一线，疫情前她曾长期参与对莫桑比克的医疗援助项目。她3月初在贝加莫抗疫时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后来在家逐渐恢复。到了3月底，比格娜米妮多次与莫桑比克的卫生专家和医生视频连线，交流抗疫经验。
“意大利的经验很难在非洲复制。”她表示，“一些在意大利渐渐显示出效果的社会措施未必能直接用到非洲。”
她坦言，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不少居民并无公寓式住所，很多人住在简易的棚子里，甚至睡在路边。即便是居住条件较好的家庭，也往往多人混居在狭小空间，而农村的情况可能更不乐观。
“如此条件下，保持社交距离、限制出行、接触者追踪等在意大利、中国和别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否还能发挥作用？我心里有些打鼓。”她说。
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是贫民窟和农村地区公卫水平低下的深层原因，同时，许多国家的贫富分化又阻碍了政府和社区使用社会组织手段来遏制疫情。
“在尼日利亚网络上，甚至有人祈祷贫民窟暴发（疫情）后早日传给富人。对富人的仇恨是真实的。精英们一直声称近年来新建的医疗设施符合标准，这次他们恐怕要亲自来体验了。”尼日利亚国际安全分析师、专栏作家埃格古告诉澎湃新闻，“他们从来也没设想过这种情况：自己没法出国看病了。”
在总结埃博拉疫情的应对经验时，世卫组织曾建议，医疗资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重点可放在改善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进行充分的隔离封锁措施，注重安全处理遗体，提高社区对防疫的参与度。但在不少非洲国家，同城的贫民和富人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如何将上述思路转化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措施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议题。
若公众对政府治理的信任水平不足，反感情绪很容易在危机时刻滋生。据法国媒体报道，近期科特迪瓦发生的一场示威中，甚至有民众将一处新冠病毒检测设施捣毁，原因是抗议者将其误认为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场所，害怕临近街区遭到传染。
人年轻、天气热，非洲有所恃？
自从2月份非洲出现第一批确诊病例以来，不乏有乐观者认为非洲年轻的人口结构和相对炎热的气候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关于炎热天气能够杀死病毒的猜测已在非洲各地传开，老百姓听后更放松了。但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撑这个假设。”埃格古告诉澎湃新闻。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4月1日曾发文称，根据目前对西非和欧洲早期疫情发展数据的比较研究，尚无证据支持“温暖气候会减缓新冠病毒传播速度”的假设。
比格娜米妮医生告诉澎湃新闻，虽然在意大利新冠疫情中死亡的多是老龄人口，但在需要进行重症治疗的病人中，约一半是60岁以下中年甚至青年患者，这些人都需要投入相应的医疗资源。如果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障，年轻人也会出现较高的死亡率。
“因此我不觉得非洲的年轻人口比例高一定意味着对病毒更高的抵抗力。”她说，“退一步讲，就算年轻人出现轻症的概率大些，但如果医疗体系跟不上的话，将无法避免一些轻症转化为重症。”
“根据当地医生告诉我的信息，莫桑比克人口中有基础病的患者比例不比意大利低。”她进一步表示，“只不过在意大利，基础病多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而在莫桑比克，比较多的是疟疾、呼吸道疾病、结核病、肠道疾病等。这些都会增加防治新冠肺炎的难度。”
年轻的人口结构与较高的气温未必会帮助非洲抗疫，不过，在这片大陆上，确有一些有利因素站在人类而非病毒一边。
目前非洲的确诊数字虽不断增长，离欧美尚有一段距离。虽然关于检测能力不够的推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有学者认为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利益中心研究员汪段泳此前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方面，非洲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能力确实处于低位，但回溯历史来看，近20年来，在呼吸系统传染病领域，非洲数据显示出严重性低于其他大洲。
他指出，非洲一些地方交通设施不尽完善，地区间人员流动频率相对较低，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病毒传播。埃博拉病毒曾在西非三国盘桓了近一年，然后才通过西非到尼日利亚的航班传播出去，最终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防次生灾害乘虚而入
除了关注公卫体系，多位世卫组织和非盟官员还呼吁应重视疫情在非洲造成的次生灾害。
4月6日，非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疫情持续波及非洲，多达2000万个工作岗位将消失。非洲各国政府可能会损失高达三成的财政收入。
非盟的研究报告认为，最脆弱的未必是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是那些高度依赖原材料特别是石油出口，以及旅游业发达的国家。疫情之下原材料价格开始下跌，不少非洲赖以维系经济的出口将遭受重大打击。
对于个体而言，打小工的人面临最大的风险。法国《观点报》援引联合国劳工组织数据称，在非洲，有80%的就业人口没有劳动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合法工作契约。非洲国家普遍拥有大量的服务业和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部门，它们往往未在政府机关注册，也没有纳税，主要由小摊贩构成。
非洲国家几乎没有金融储备，也没有欧盟那样的财政资源可供调遣。根据联合国的估测，非洲需要至少2000亿美元才能应对这场卫生危机，有法国媒体评论称，如果将危机的经济后果考虑在内，这个数字至少得乘以十才行。然而，在欧美纷纷自顾不暇的当下，非洲难以争取充分的援助。法国《费加罗报》分析称，欧美或许愿意为非洲的公卫体系投钱，因为这事关全球疫情防控，但是，对于疫情前的预防能力建设和疫情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恢复，发达国家并不会有太大的兴趣。
清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全球研究路线图社会科学工作组成员唐昆博士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指出，非洲的外部援助方更多的时候都是在被动应对（reactive），只有疫情暴发了以后，西方国家才能看到情况严重。但当形势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再采取措施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新冠肺炎疫情还可能成为某些长期风险的放大器。武装冲突、粮食安全都成为比平日更加严峻的治理难题。
疫情期间，极端组织的扩张步伐丝毫没有停歇。东非和西非眼下正是极端主义活动的重灾区。正当多国开始封闭边境、限制交通的时候，极端组织却乘势扩大活动范围，在从马里到索马里的广大区域内频频攻击民事目标。
“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组织头目，会发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没人可以阻止你。”来自“武装冲突定位和数据项目”的分析师基什告诉《华盛顿邮报》，“一些国家的交界区域或许将陷入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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