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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赴日内瓦特派记者 赵庭璟 刘欣】“这种病毒很复杂，但不用担心，意大利发生疫情的地方离这里很远。”24日，在瑞士日内瓦的一家药店里，店员对《环球时报》记者谈起她对新冠肺炎的看法。从一名来自经历疫情严峻考验的中国的记者视角看，她的这番说法大概是为了安抚记者的焦虑，但似乎也有些乐观，要知道，她所指的“很远”，实际距离只有300多公里(从日内瓦到意大利北部的疫情重镇伦巴第)，大致相当于从北京到石家庄的距离，开车只要4个小时。这也代表了很多当地人对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并未有“如临大敌”之感。
当地时间2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次会议在日内瓦开幕。几个小时前，意大利的确诊人数突破150人，当地政府在十多个城镇采取了“封城”措施。不过，日内瓦万国宫里却嗅不出太多紧张的味道。当天早上，记者在证件注册处看到了随手取用的预防传单，但熙熙攘攘的万国宫里并没有看到体温检测设备，也没有任何人戴口罩。
不戴口罩在这里是正常的，戴口罩才不正常。预防传单上提醒了四项预防措施：勤洗手、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部遮挡口鼻、与发烧咳嗽人士保持距离以及在发烧时戴上口罩远离他人。《环球时报》记者从北京飞往日内瓦的航班上，机组成员让乘客每人填写了联系人跟踪卡，不过，在当地时间22日抵达日内瓦时，记者发现入境处只是提供了免费领取的洗手液，并没看到体温检测设施，很多中外旅客在用过洗手液后，便摘下口罩，以此舒缓长途旅行中全程佩戴口罩的“煎熬”。
这样的防控措施，让从中国而来的记者有些惊异，不过这样的惊异在当地人眼里是不存在的。24日，《环球时报》记者在万国宫里问一位工作人员是否有必要戴口罩时，他表示“建议不要，因为有病才需要带”。这个回答跟日内瓦市区药店店员一样，尽管她店里的口罩已被卖光。对于戴口罩的话题，苏黎世大学预防医学专家蔡黛华博士日前接受《瑞士资讯》网站采访时表示，自主管理健康这件事，大部分的瑞士人都是有意识的，只是瑞士人平常的标准是，孩子发烧就不送去上学，现在可能会变成有咳嗽、流鼻水症状就不上学。他认为，“瑞士人应该不会改变戴口罩的标准”，“如同以往有病症就在家休息，一般雇主都会同意，不会扣薪水，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想用这个当成偷懒的借口。”
与当地人相对放松的心态形成对比的是，疫情在欧洲蔓延的趋势让人不由捏一把汗。截至2月23日，意大利的新冠感染人数升至155人，死亡人数达到4人。另外，英国从“钻石公主”号邮轮返回的乘客中有4名确诊。欧洲感染人数在进一步增加，意大利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排名第4、欧洲地区排名第1的国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4日评论称：“意大利政府现在无疑已成一个实验室，验证对限制措施采取自由派立场的开放欧洲社会，能否有效遏止病毒蔓延。”
面对并不乐观的局面，瑞士卫生部长艾伦·伯塞特(Alain Berset)于24日在伯尔尼举行的一次媒体会议上宣布，到目前为止，瑞士已经对大约300起可疑案件进行了分析，一些人正在接受检疫，预计25日可在与意大利北部接壤的提契诺州直接进行监控。媒体报道称，现阶段尚未发现任何病例。然而，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作为“国际会议之都”和世界卫生组织所在地的日内瓦，目前的防护级别还是比较低的。“从当前日内瓦的情况来看，政府和广大公民为防止疫情传播采取防护措施还不足够。”南开大学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许尧2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也持相同看法。
受外界瞩目的是，24日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新闻发布会上，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对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大加赞赏：“全球社会尚未做好准备采用中国的方式方法，而中国的方法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方法。”艾尔沃德说，“在全球也要不得不为疫情做应对和准备的过程中，我曾经像其他人一样有过这样的偏见，就是对于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很多人都会说现在没有药，现在没有任何的疫苗，所以我们只能拍拍手表示没有什么办法。而中国的做法是，既然没有药，没有疫苗，那么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能怎样调整就怎样调整，能怎样适应就怎样适应，能怎样去拯救生命就怎样去拯救生命。”
瑞士这样的欧洲国家目前的应对措施是否合理?许尧认为，首先多数欧洲国家经济比较发达，医疗体系相对完备，对于自身的医疗水平和能力比较自信;同时，欧洲国家在人权观念上比较强调“自由至上”和“非歧视”，因此政府在决策时受到的限制比较多，政府决策也会比较迟缓一些。这都会导致在疫情预防上存在一定局限。
他建议，在疫情暴发风险增高的欧洲地区，当地政府应当考虑加强对新冠肺炎传播途径及预防措施的宣传，在广大公民中提高防范意识和提升防范能力;在规模性人群聚集的场合，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比如鼓励戴口罩、人和人离开一定间隔等;尤其是要加强流动人口的精确化管理。他表示，尤其是日内瓦国际机构林立，各类高层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比较多，这必然会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一旦有病例输入，其快速传播的风险会很大。而高度的人口流动如果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大量案例，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