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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时期以来，拉美国家政局持续变动，其总体特征是新政治周期开启，持续右转已成趋势。这种新变化和新趋势势必对未来中拉关系的发展产生微妙而显著的影响。尽管中国对拉美当前形势持三个“没有变”的稳定立场，但却很有必要了解、理解并适应这种“新常态”及其带来的影响。
过去十多年是中拉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其基础是互为机遇、互有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态势加速，其中一个显著表现是经济高增长和总量大扩张，而其背后支撑则是对资源性产品的巨大需求。拉美诸国资源丰富但工业能力薄弱，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走出去战略已在世界舞台上，特别是发展中世界敲响了”中国制造”因此客观上中拉双方在资本和市场方面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与此同时，以1999年乌戈•查韦斯上台为标志，拉美国家经历了一波“粉红色浪潮”，左翼执政成为过去一个时期拉美政治的主色调。鉴于左翼是在反“华盛顿共识”、反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走上政治舞台的，拉美左翼国家的对外政策大多持激进的或温和的反美立场，以竭力摆脱美国传统的“后院”地位。如此，中拉走近尽管本质上是互为机遇、互有需求的结果，却在形式上表现为或被误读为双方因意识形态相近而发生精神恋爱。正是基于上述诸因素的相互作用，拉美大陆上似乎呈现一幅“中进美退”的图景，以致本不存在的“中美拉”三角关系形成了，且在中美拉三角中，中拉亲近、美拉相对冷却。
但随着当前和此后拉美政治生态的变化，这种图景或将不再，中国亦将面临不同于黄金时期的拉美环境。
首先，政治右转在拉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从形式上来看，阿根廷和秘鲁已然右转，委内瑞拉和巴西已经或正在发生右转的明显趋向，墨西哥执政的中左翼革命制度党在刚刚结束的地方选举惨败给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尽管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左翼仍有力量，但已显颓势。更重要的是，右转趋势的判断不在于拉美国家尚有多少左翼政党在任，而要看其主导力量，特别是(上述)主要大国的变化趋势，因其对地区格局的影响更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很好地诠释了当前拉美政局变动的本质：商品繁荣助推左翼政党昌盛，亦因商品繁荣终结而突陷困境。这一切背后皆是拉美经济周期律的作用，即拉美传统经济结构的刚性使然。新一轮大宗商品繁荣时代已经过去，改变传统经济结构已经到了不得不为之的时刻——尽管无论左右政府都没有这种改革的强大动力和意愿，相反更青睐依靠历史的惯性运转。
再次，中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未来经济的新方向，即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调整经济结构，更多依靠科技创新而非资源性要素投入。这意味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宗商品的需求将会减弱，由此“中国拖累论”或将继续在拉美沉渣泛起，但这也将是拉美不得不面对的新现实。事实上，当前拉美的经济危机也为改变其当前困境提供了一次历史机遇，一则空前的危机的压力赋予拉美各国充分的改革动力，二则中国经济转型后展现的新的市场需求为拉美指明了可能的转型方向。就此意义而言，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提质增效在倒逼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新。
基于拉丁美洲变化中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以及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新方向，中拉关系将在未来中长时期里进入一种“新常态”。这里所谓的中拉关系“新常态”是指中拉关系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将随着拉美政治新周期的开启和经济周期的结束，而进入一种相对缓和与稳定的阶段：中国将被拉美从其外交的居优地位重置到正常状态。
大体来看，中拉关系“新常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中拉关系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这种判断的根本依据是中拉的相互需求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可预期的。无论过去，还是未来，中拉相互走近是务实主义外交的坚定表现，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因此中拉关系不会因为拉美政治左右易手而发生根本改变。第二，中国在拉美外交中的居优地位或被重置到正常，即从贵宾回归到常客。在这方面阿根廷可谓典型，经历了从(前政府)居优位置——(权力交接初期)过渡阶段——正常化的三个跃动，简而言之，即从贵宾降为常客。这一幕或将在一个或以上类似阿根廷的国家上演。面对这种变化，中国不仅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心态、学会适应这种变化。第三，“新常态”下中美拉三角关系或将发生新变化：(特别是在初期)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变动，或终趋于大体平衡。这种判断是基于当前拉美政党政治更加碎片化和趋于平衡，即垄断政府又垄断国会的一党独大局面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很难再现，这就决定着某一政党或政党联盟不可能独自垄断权力，反映到对待中美的态度上，不太可能发生“亲中疏美”或“疏中亲美”的极端现象。
中拉关系“新常态”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开放性将成为拉美的主旋律，新的政府将基于传统和当前的本国现实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调整经济结构，从而努力避免过度依赖资源性产品。中国为将这种新变化转化为新机遇，相关各方有必要适应这种新常态、形成新共识，即要懂拉美政治、总体把握其发展趋势，了解和理解并更多地在实践上基于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则行事。这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拉关系的现实，也是维系中拉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