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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4月13日星期二 阴转晴
今天法国最重要的就是总统马克龙对全国发表抗击疫情以来的第三场电视讲话。
和前两次不一样的是，他发表的时间不再是20点整，而是20点零2分。因为法国每晚20点整给全国医护人员鼓掌致敬，他要为此让路。这个安排还是很用心的。
马克龙长达近半小时的讲话亮点不少，力度超出预想：封城延长四周，一直到5月11日——这多少出人意料；承认各种医疗物资短缺；餐饮、影院等娱乐场所一直关闭到5月11日；各种大型公开活动要推迟到７月中旬；5月11日起，保证每个外出的公民能够戴上口罩，乘公共交通工具要强制——完全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对集体免疫说不，5月11日起能够检测所有有症状的人。此外还有不少对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的经济援助措施。
这些措施令人喜忧参半。封城延长四周、娱乐场所继续关闭以及对集体免疫说“不”都非常正确。特别是每个人都戴口罩、对每个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都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在于5月11日才能做到太迟了。
而且仅对有症状的人检测并不够，还有无症状者以及密切接触者，这才是真正的隐患。法国的国家能力还是有待提升，当初中国也缺口罩，检测不够，但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法国本就有一个多月的缓冲准备时间，现在封城都已经四周了，还无法解决，特别是戴口罩的决定都需要近三个月的时间。
另外令人失望的是，对医疗物资为什么短缺没有回应。我查到的资料是，在过去十年，法国口罩的国家储备从惊人的17亿个减少到这个大流行病开始时的1.5亿个。那么原因何在？谁应该为此负责？
至于外界比较关注的养老院感染和死亡严重的问题也同样没有回应。以我对法国的了解，在新冠疫情中，老人事实上被抛弃是有法律和文化原因的。
法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却没有保护老年人的。不像中国两者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年生效）。文化因素主要是个人主义。孩子到十八岁，父母就不再管，同样的，父母老了，孩子也没有赡养的义务。
法国有一部电影《爱》，获得2012年戛纳大奖、第85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讲的就是老两口相依为命，后来太太生病住院，女儿去看望，和他的父亲有一段中国人看不懂的对话。女儿说：“我能帮着做点什么吗？”父亲：“不用，你来我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法国家庭两代人的真实写照。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何以养老院就成了重灾区，死后都不被统计，连个数字都算不上。
法国刷屏的另一个新闻是1100万中国口罩抵达西部大城市南特。南特我曾生活学习过几年，感情特殊。南特还和山东的青岛是友好城市。
今天还有朋友问我日记是不是要写六十天。我哪有这样的福气，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四倍多、人口连中国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法国，六十天的日记怎么写的完呢？日记只写六十天，是只有中国才能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法国医学会才要求政府征用酒店收治轻症患者。这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来。难怪法国高铁的标志会设计成蜗牛。
2006年法国高铁log了。这里面传达的意思是 « prenez le temps d’aller vite » （慢慢来比较快）。图片来源见水印
自新冠病毒首次在人类社会出现，东西方的舆论战就一波接一波。西方由于话语权上传统的优势，一直花样翻新地引领和主导着议题。最近几天西方媒体又开始赞扬一些国家和地区了，包括越南、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
以我对西方媒体的了解，它们很少肯定一个国家，更别说非西方的非民主国家。像越南，是和中国一样的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中国模式的好学生。但这一次，西方却破例了。不过看看标题，就知道项庄舞剑，意在中国：《越南挑战中国“新冠外交”的垄断地位》。
其实事也不大，越南向外捐赠“大量”口罩，其中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共计获得55万个，平均每个国家11万个，柬埔寨39万个，老挝34万个。相比之下，中国一出手就是几百万个，但德国之声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新冠病毒医疗和防护物资捐赠外交方面的垄断地位，正受到来自越南的挑战”。
且不说越南是否有这个挑战的能力——每天可以制造700万个普通口罩和572万个外科医用口罩，中国是超过一个亿，关键是越南有这个意愿和动机吗？越南为什么要挑战中国在全球的援助呢？
说起来，越南这么做除了展示自己虽然是小国，也是有担当的，不但不会去扣押他国口罩，更不会和海盗一样半路截胡，还尽已所能帮助一下这个世界。其次就是这些国家要么是邻国，要么和越南有密切的特殊经贸关系。
比如越南国会本月即将批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所以援助一下欧洲非常正常。只是欧洲没有想到，堂堂的西方文明发源地发达国家，怎么连越南这共产党领导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也需要呢？这放在冷战时候，可是可以证明西方制度的失败啊。但西方就是有能力，在舆论上把越南的行为引导为对中国的挑战！呵呵。
越南向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捐赠了55万个口罩。图片来源：越通社
对韩国则侧重于抗击疫情的经验，请看：“与西方国家选择测试重病患者的做法相反，韩国采用了大量的测试棒，每天对15000多人进行测试筛查，不放过任何无症状带病毒者。他们还采用多种手段，在不同场所和地点对过往人员进行测试，至3月初，疫情传播趋势戛然而止，每天的新增病例降至100人以下。广泛使用测试棒的办法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因为病患初期的诊断会有效地遏制病情发展。而法国各大医院目前的做法却恰恰相反。”
事实上韩国的做法是学的中国，但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西方媒体这样表扬过中国，而且还是与西方的不足进行对比？宣扬韩国无非是要说中国成功经验算不了什么，至少不是唯一。更绝口不提世卫组织唯一推荐的就是中国方法。
但重要的是其结论：“一些国家抗疫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不过，各国国情不同，文化背景各异。面对百年不遇的大瘟疫，各国只能视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而采取具体措施。”
这里要说重点了：仅仅一个抗击病毒的方法还要讲国情，强调文化背景，那么当西方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当作普世价值向全球推销的时候，可否强调过国情和文化背景？
我前面的日记提到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几个原因，比如转型代价太高、渐进式不存在、必然导致多民族国家解体以及西方会趁人之危，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现在所强调的国情和文化背景。
我1月在台湾观选时，买到殷海光的高足、“中央研究院”林毓生院士的大作《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他在文章《为什么在中国实行民主是如此艰难》说出这样一个感悟：
“最简单的答复是：民主作为制度与文化而言，并非我们的传统所固有。它不是自发的，而是从西方文明引进来的。移植任何外来文明的成分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来，要看这个新环境的土壤，是否适合它的成长。但，客观上，我们的土壤却没有多少——并不是一点没有——适宜民主成长的养分”。
和我一样，林先生也认为民主的制度与文化只能由渐进演化而来，但中国并没有适合这种渐进演化的环境。
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著名学者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有类似的结论：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
“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儒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总结民国乱象时也认为：
“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的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和儒家文化强调世俗化、政治上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有关。由于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抗衡。科举制令中国存在高度的社会阶层流动，其后果就是中国从未有一个稳定强大的贵族阶层，从而无法对政治权力形成挑战和博弈。这和西方文明皇权、教权和贵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北大法学家贺卫方曾非常惋惜地说：中国由于实行科举制，消灭了贵族，从而历史性地丧失了民主化的机会。
当然贺卫方先生是研究法学的，不是政治学者。要知道，东西方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的共识是：由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打破血缘关系选拔人才的国家，因此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中华文明数千年领先于世界，皆与此有关。英国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由于官员昏聩无能玩忽职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失利，才在压力下改革文官制度，逐渐以才能作为选拔的标准。
长期的历史记忆也使得整个社会对政治一元化的高度认同。因为每当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之时，国家往往陷入分裂、战乱，民不聊生。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比如中国造字，“一个中心”是“忠”，“两个中心”就是“患”，但在我们应用时已经丝毫觉察不出其原由。
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可以从美国杜克大学在海峡两岸做的一个民调展现出来。大家看到杜克大学的问题时，先不要急着看我下面给出的答案，而是先思考一下，自己如何选择。
问题是“有两个民主的定义：第一，民主就是用选票定期的更替领导人。另一个民主就是领导人在做决策时想着人民，以人民利益为重。”大家会选哪一个？
结果尽管两岸政治制度不同，但两岸的民众80%以上选了第二个。但事实上，第一个才是西方民主的定义，第二个选择的恰是中国传统的民本。
也就是说当中国人说民主的时候，心里想的其实是民本。2010年我曾在《北京日报》理论刊发表过一篇文章：《不要用民主定义中国模式》，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虽然学理上可以这样阐述，但从政治现实主义来讲，民主这个词太强势了，不管是谁都不得不借用，并赋予适合自己国情和文化的含义。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现代中国的历程》一书中提出一个结论：“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能要从传统主旨的调整中去寻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放弃他们自己的优点而采用一直以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
关于制度，我还是很服膺严复先生的名言：“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结论吧。
不管怎样，这次疫情总算令西方用国情和文化差异作为辩护的理由，那么以后，假如西方还有脸面要继续以普世价值为名推销它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可以及时的提醒它们。
今天美国五十个州都宣布进入重大灾难，这是历史首次。纽约累计接近20万，死亡则超过一万。罗斯福号航母出现了非战斗减员：一名海军病亡。很自然的，大家都想知道美国发展到今天原因为何。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是美国行动太慢导致的。《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福奇和特朗普政府其他官员曾于2月建议实施社交隔离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但被拒绝且拖延近1个月。
这次疫情，我对全球各国的专业人员和机构非常敬佩：尊重事实，讲真话，讲实话。自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肯定中国的都是医疗界专业人士。当阴谋论盛行的时候，也是这些专业人士一起发声支持中国。
比如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2月18日发表了一封由27名国际上知名的医学、公共卫生专家发起联署的公开声明，对中国专业人员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努力表达支持，同时谴责有关病毒来源的传言和阴谋论。
声明表示，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的科研、公共卫生以及义务工作者开展了积极高效的工作，包括迅速鉴定病原体、采取措施控制疫情，以及透明地与全球同行分享信息和成果。但是，“国际间迅速、公开和透明的信息共享正在受到有关病毒起源的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威胁”。
参加联署的包括英国著名传染病学家Jeremy Farra、美国疾控中心（CDC）传染病中心（NCID）前负责人Jim Hughes、德国柏林医大的病毒学家、SARS和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研发人Christian Drosten等。
反而是西方的政治人物和媒体政治至上，价值观至上，对事实肆意操弄。不过应该清楚，他们的行为首先被欺骗的是本国的人民。而且欺骗和谎言根本抵挡不住病毒。
意大利死亡人数相比昨天略有上升，并累计突破二万人大关。虽然10天前就感觉已看到曙光，但要到达曙光仍然还是很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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